理论

寒流急:“特色”资本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再解放之路

寒流急系列文章——

试论特色资本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再解放之路(1——5)

按:这篇文章是针对多年来对特色左派(皇左)的批判和对泛左翼内部的诸多混乱思潮的一次很好的梳理和总结,特别是该文对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的解析、当前特色国的性质、对在薄熙来事件问题上的定性和无产阶级应持的正确立场和态度、对什么是统治阶级的改良、什么是劳动人民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经济斗争的改良、什么是统一战线、什么是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等方面,都很正确的作出了回答。因此,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可以作为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供同志们学习。

总摘要

随着中国“特色”资本的快速崛起,经济规模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左派阵营却在很多问题上,如薄案上,表现出严重的思想混乱,甚至敌我不分。为了澄清思想,认清局势,本文试提出以人民群众是否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这一辨别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资本主义改良的是非标准,并以此来衡量近期事态的发展,然后对中国社会的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由国有资本和私人大资本组成的垄断资产阶级这三大阶级进行分析,尤其是分析掌权的“特色”国有资本集团的特征,而后论证当今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且必不可免地走向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并说明带领中国资本崛起和走向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恰恰就是国有资本集团,进而论证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内的工人阶级和以国有资本集团为首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把这一矛盾放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帝国争霸前夜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在这一基础上探讨工人阶级再解放的道路。

前言

王立军的叛逃是中国近年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地震”,正好震到了执政党高层被有些人认为是少有的一个享有罕见人气、得民心、有才华、有魄力、有朝气的改革人物和政治明星薄熙来,暴露了上层的深刻矛盾。这一事件的背景是近几年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不断地激化,形势的发展超出人们的预料。这里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如反映改革共识破裂的“改革攻坚”呼吁;所谓“重庆模式”的争议;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分蛋糕”和“做蛋糕”的对立;官方的一种声音高调地宣布“不搞私有化”,另一种声音高谈“反垄断”、“国企退出竞争领域”、“进一步私有化”,等等。另一方面是愈演愈烈的人民群众反对统治阶级压迫的斗争:如南方风起云涌的罢工潮、各地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和城区“危房改造”层出不穷的强拆事件,以及各种类似乌坎那样的群体性事件。
同时,作为王立军叛逃的另一个背景,这几年国际形势的转变也是非常显著的:2008年开始的这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在发酵、加深、蔓延之中。先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后是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再有美日两国货币(发行)竞相量化的“货币战争”,以此转嫁危机,导致近期多个发展中国家再陷危机之中,至今五年多,全球经济的复苏还未成定局;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标志的全球性反资本的群众运动也在逐步地激化和蔓延,希腊、西班牙和其它欧元区人民反抗资本转嫁危机的斗争也在风起云涌;中国的经济实力正在提高,名义上成为世界第二;美国军事中心重新调整,高调宣布战略重心重返亚太,以防范新的挑战;中国抛弃以往的低调姿态,对日本、菲律宾、越南和印度等邻邦采取更加主动、强硬的态度。
当前中国左派在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如何认识当前事态的发展,如何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帝国主义的问题,以及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以至于什么是“左翼”都没有一个共识。反对当局的有左派有右派,但是反对右派保当局的竟然也成了“左派”!从现象上看,民间舆论多是集中在网络上,且很多左派网站似乎都是拥护毛主席的或自称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网站,都是多多少少批判当局的网站,因而多数是被当局查封过的网站。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大家都是拥护毛主席的所谓“左翼”,或“泛左翼”。但是这一“泛左翼”其实就是一个大杂烩:其中除了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以外,还有鼓吹与其美国称霸不如中国称霸世界的狭隘民族主义者,有指望铁腕人物上台的反民主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还有主张“整党救国”的保皇派和致力于执政党上层“改邪归正”的左转派(即“皇左”),等等。即便是在自称为马列毛主义者的左派内部,目前大家的观点还是很混乱,看法有时相差甚远,甚至截然相反,比如在如何看待薄熙来和习近平的问题上。
要想理清本文主题和以上事态发展的关系,澄清诸多左派思想的错误之所在,笔者不得不花费一些笔墨,尽力做一些较为系统的论证。但愿这一抛砖引玉能够激起同志们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并有助于左派回归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在思想上与理论上逐步地走向成熟和统一。
本系列文章的结构是首先分析左派思想上的各种混乱,然后在第二章里探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在第三章里论述中国社会性质的定性,在第四章里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第五章里探讨中国崛起与帝国的关系和在第六章里探讨工人阶级如何重新崛起等等问题,并以此来论证左派主流思想目前的错误所在。

试论特色资本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再解放之路

之一:当前左派思想上的各种混乱和其根源

第一章当前左派思想上严重混乱的表现及其根源

一、左派思想上混乱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没有一个看待和评价改良性质的正确标准
当局为了掩盖薄案所反映的这一内部矛盾,重演了像台湾对待陈水扁、菲律宾对待阿罗约那般盗用刑事罪对待政敌的闹剧,以腐败和滥用职权罪判处薄熙来无期徒刑。虽然对薄熙来的审判有损薄的廉洁形象,但同时也带来了民众的普遍同情,与其它各级贪官相比,薄熙来的腐败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

人们对薄熙来的同情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在重庆推行了一系列得民心的改良措施,而推行这一改良的大官却被判了刑。一些左派群众甚至把薄熙来的改良看成是“复兴”社会主义的希望,把他看成是左派的领袖。这一思潮也是当局把薄熙来看成是“文革余孽”的依据。

但是推行改良的不光是薄熙来。胡温在当政时期也推行了一系列范围更广的改良,如取消农业税,制定、实施和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大规模建设廉价房、实施新农合医保、社保等等。这些“惠民”措施都是全国性的,力度更大,也更受百姓的拥护。那么我们如何解释为何一方面社会矛盾愈来愈激化,另一方面各级当政者紧锣密鼓地推行各种改良措施呢?是矛盾的激化迫使当政者以改良来缓和矛盾,还是当政者真心实意地关注民众的疾苦,尽力而为?

这就是左派应该怎样看待这些改良的性质及其推动动机的问题。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认清福利、权力和能力的关系。
我们评价改良优劣的标准不能是简单地看人民群众得利的多寡,因为利益有短期和长期之别,有局部和全局之别,有表面和根本之别。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人民如果没有捍卫自己利益的权力,已有的福利保不住;而人民如果没有能力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已有的权利也会丧失。因此,人民为了自己的福利,他们必须争取自己的权力,而要争取自己的权力他们必须培养自己争取权力的能力。福利、权力和能力这三者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人民群众捍卫自己权益的能力。有了能力才有权力,有了权力才有福利。

因此,我们评价改良优劣的标准,是看人民,尤其是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群众,是否从中提高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加强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壮大了自己的阶级队伍,增强了自己的战斗力。也就是说我们判断任何社会现象、事物或事件好坏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性。这才是区别真假马列毛主义的依据,这才是我们看待和评价改良性质的正确标准,这才是群众路线的核心。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一旦起来了,就能改天换地,也只有人民起来了,才能改天换地。

如果一项改良是人民斗争的结果,哪怕是极其微小的胜利都值得我们庆贺(如京郊捍卫打工子弟学校的维权运动),但是为什么要感谢统治者?如果一项改良是统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主动实施的(如普及高等教育),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只不过是暂时地占了点便宜罢了,为什么要感谢统治者?他们掠夺了人民十份的财富,仅仅偿还不足一份的赃物,人民还要对他们一派奴才般地感恩戴德?

只要人民看不清某一改良的目的,那么这种“改良”要么是欺骗性的,要么并不是为人民着想的,要么是回归我们应有权利的,因此就不值得我们对那些实行“改良”者的“英明”加以庆贺,而仅仅是欢迎这些改良的实施罢了。

很多改良往往就是人民斗争的结果。例如,中国农业税的豁免,就是由于中国农民十多年前掀起的抗税浪潮大大地提高了征税成本,迫使官方免去了得不偿失的税种。对于抗税者来说,他们很清楚农业税的豁免是他们斗争的结果,但是抗税的农民毕竟是少数,多数农民搭了这些抗税者的便车。由于舆论的控制,他们往往相信官方的宣传,以为农业税的豁免是政府的恩赐,所以他们感恩不尽,一再地感激政权的“英明”。

由此可见,我们只能在提高人民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基础上,也就是在提高人民的革命性的基础上,才能谈论改良的进步性。一切改良,如果无助于提高人民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只能是欺骗性的改良,只能是随时可能收回的改良,只能是给利不给权的改良。有了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过去没有的可以争到;丧失了这些特征,已有的也会丢掉。就像1964年美国当局为了获得人民对侵越战争的支持搞的所谓“向贫困宣战”一样,50年过去了,“战果”寥寥无几,完全是一场骗局。如果人民看不清这些“改良”的目的,那么政权的欺骗性就会增强。尤其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改良”往往会增加人民群众对“救世主”的幻想,而不是对自身解放的信心。

二、左派思想上混乱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英雄史观的泛滥

从人们对薄熙来的敬仰中,从对“重庆模式”的追捧和对“唱红打黑”的称赞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问题。一方面,近几十年资本主义发展使得社会底层的人民越来越对自己的现状不满,越来越怀念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因而各种纪念毛泽东的活动和歌颂毛泽东时代的行动越来越普遍,迫使当局不得不利用毛泽东的光环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撑腰。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英雄史观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深厚的根基。从挺薄派的热忱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以为一个政权的性质是由一个领导人的品德决定的,以为社会主义的复兴是靠某个英雄来完成的,一再指望执政党的内部出现一个隐藏得很深的,或突然醒悟了的真正的共产党人来改变执政党的路线,改变中国的前途。这些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左转派。

这些左转论者和挺薄派不懂得、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一个政权的性质是由一个占领了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性质决定的,而不是由某个个人来决定的。尽管他们整天貌似用马列毛的语句来分析这个,研究那个,其实他们并不懂得“政权是阶级镇压的工具”这一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政权的当家人所拥有的权力其实都是那个统治阶级所赋予的。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往往会被几千年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所迷惑,即便是在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和敏感性也往往并不强大;与此相反,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是极其灵敏的。一旦他们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别说当政者不是自己人,就连对付自己的政敌他们都会毫不客气,他们立即就会采取罢免、暗杀或政变的手法铲除阶级异己分子。所以那些指望执政党的内部出现一个隐藏得很深的,或突然醒悟了的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的出现是荒谬的,是一种以为政权的性质是由带头人决定的帝王思想。其实执政党的高层对像薄熙来这样的人物的了解比老百姓要清楚得多。他要是真的是一个骨子里的马列毛主义者,即便是他成功地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最终成为一把手,统治阶级一旦发现他的真实面目,他一天也呆不住,罢免、暗杀或政变就是他的下场。

英雄史观是一切剥削阶级所共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毫不奇怪,大多数群众接受英雄史观是完全正常的。但是那些自称为马列毛主义者的挺薄同志,居然也信奉英雄史观。我们没有看到有哪个挺薄者是从人民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来看问题的,也没有看到哪个挺薄者分析过重庆人民在薄熙来领导的那一场改良运动中如何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或战斗性。离开这个标准,无原则地吹捧薄熙来,吹捧薄熙来的改良,只能增强人民对清官的幻想,对救世主的崇拜,对旧制度的信任。这样做对人民没有任何好处,它只会消弱人民的斗志,实际上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

挺薄者的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他们认为历史是由统治者创造的。但是有史以来,统治阶级都是既得利益的捍卫者,因而是保守的,反动的。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无论是迫使统治阶级让步,还是推翻现有制度,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要想改变社会就必须“唤起民众”。只有人民起来了才能改造社会。

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会创造出自己的领袖人物。至于谁会成为领袖人物是偶然的,但是领袖人物的出现是必然的。这些领袖人物没有一个离得开人民,但是人民离开某个领袖人物还会继续奋斗。历史的跨度越短,领袖的作用就越重要。具体到一个战役,指挥官的水平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领袖人物的水平暂时地影响着人民抗争的效率,暂时地影响着人民创造历史的速度,但是从历史的长河来看,领袖的作用并不大。领袖人物有的是,一个死去另一个马上就会涌现出来。1949年以前,如果毛泽东不在了,马泽东会出现,马泽东不在了,王泽东会出现,中国革命还会继续,只是要多走一些弯路罢了。同样地,没有马克思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会有李克思来揭示,没有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会有其它斯坦去发现。拿中国革命和印度革命相比,印度没有毛泽东,但是它也赶走了英国殖民者,它也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它也走到了今天,只是不如中国在反封建的道路上走得彻底,前途不如中国的光明罢了。同时,印度的革命者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留下那么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也证明了英雄史观的破产。即便是毛主席多活几十年,他最多也仅仅是推迟但很难避免这一资本主义复辟的结局。这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解放初期没有把应该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和应该废除的官僚特权(资产阶级法权的特殊形态)区分开来,因而50年代中期所恢复的“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官僚特权体制造就了一大批捍卫官僚特权、反对群众监督的走资派。基于这些人的世界观,他们总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道路中所出现的问题。这就是走资派这一称呼的起因。当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和像毛主席这样的领袖人物认识到这一特权阶级的危害性时,已经晚了,走资派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但是没有这一阶级的形成就不会有毛主席对走资派的认识,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否则以为在走资派成长壮大以前就能得知他们特征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由于这一新阶级的形成,即便是当时有了毛主席对这一阶级的认识,他也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结局。这些走资派们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什么样的花招都使过。他们一会儿打着红旗反红旗,一会儿阳奉阴违,一会儿利用人民群众中的旧习惯和旧思想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文革中,他们把原来是人民群众有效监督各级领导的半独立的群众组织变成打派仗、武斗和推向全面内战的工具。由于他们高超的组织能力和阶级觉悟,他们有效地掌控了民心、党心和军心。如果毛主席健在的话,他们要么迟早会架空他,要么暗杀他,要么就是赤裸裸地政变。要想改变这一结局,光有几个领袖人物的觉悟,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是不行的,而大多数人民群众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复辟是很难觉悟的。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我们谈论“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的意义在于依靠谁来改变当今社会。英雄史观的人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培养、改造或说服那些占据统治地位的精英们的思想,由他们来推动历史的进步。持人民史观的人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改造人民的思想,把他们从资产阶级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得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人民起来了,中国就有救了。前者寄希望于精英,后者寄希望于人民。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三、左派思想上混乱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分不清敌我友

到底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谁是盟友?这明摆着的是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本应按照马列毛主义的观点,即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定性来分析当前中国的形势,来区分敌我友。“敌”本应是中国掌权的资产阶级,即国有资本和私人垄断大资本;“我”本应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而“友”则本应是其余的小资产阶级,以及有可能包括受垄断资本挤压的中小资本家。这后两者,即“我”和“友”才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而前者是人民的敌人。

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分析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但是从大量的左派网络文章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和这一分析方法相差很远的观点。从这些文章中,我们看到了敌我友的混淆,唯心史观的泛滥,精英思想的傲慢,左转论的顽固。我们看到一些人随着薄熙来声誉的提高而意志昂扬,又随着薄熙来的倒台而意志消沉,甚至灰心丧气,不得不另找救星、靠山和后台。

那么薄熙来到底何许人也?他是统治阶级的一员,还是人民的领袖?对人民来说,他的清廉与否是否重要?对他的审判是个冤案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狗咬狗之争?这些左派之间分歧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是由一些在原则上搞灵活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所造成的呢,还是一些在策略上不懂得灵活的教条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者在作怪?

笔者认为问题出在我们辨别是非、衡量事态好坏和鉴别政府要员的标准上。

这里一个有代表性的标准就是看某个官员是否廉洁,看他是否为老百姓着想,看他是否推行惠民政策,以及老百姓是否得利来衡量一切。以这一标准来看,薄熙来更像是个清官(或即便贪一点也值得),是个人民的领袖,审判薄熙来是个冤案。

但是这一非阶级的标准看似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其实不然。这仅仅是替人民着想,或者为民做主,还是精英思想,还是把希望寄托在明君和救世主身上。

持有这一非阶级标准的人不懂得、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腐败是奴才为主人服务时多为自己捞一把的行为,但主人如何花费从来不属腐败范围。无论是封建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统治者无偿占有劳动成果是天经地义的,不属腐败行为,比如皇帝、地主和资本家花费个人财产的行为从来都不算在腐败的行为之列。因此,历代统治者无一不反对仆人和奴才偷占了主人便宜的“腐败”行为。封建皇帝反腐败,反对下属、佣人和奴才“过分”地谋私利,妨害了皇家的利益。蒋介石反腐败,反对手下人物只顾自己一个劲地贪,误了反共的大业。美国的资产阶级反腐败,反对受雇于资本的政府要员假公济私为自己捞。改开时代也说要反腐败,但是30年来所推行的私有化进程本身其实就是最大的腐败;它把原来属于人民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转化为私有或统治集团所有,人民的地位由主人变为受剥削和受压迫者,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腐败案!只有毛泽东时代反腐败,防止人民的勤务员(干部)谋私利,维护劳动人民总体利益的运动才是有意义的真正的反腐运动。正因为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所以那时候的反腐运动才有可能是自下而上的通过相信、依靠和发动群众的方法来进行。其它统治阶级反腐从来都不可能是通过群众运动来实现,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整治不忠下属的行为或是对付政敌的手腕罢了。

中国官方的腐败现象主要的还是统治集团内部分赃不均造成的。当局不可能真正的反腐,只能是定向反腐,选择性反腐,他们反腐败仅仅是惩罚政敌的手段。真正有抱负的统治者不会专注于小便宜,他要做的是太上皇、人上人,固然看不起财迷心窍的小人。因而,我们不能把廉洁看做衡量统治者好坏的标准。在资产阶级掌权的条件下,我们如果愚蠢到不提反对私有制,而是仅仅提出反腐败的口号,我们实在是效忠于皇家,替富豪们操心,为统治者效劳。帮出卖我们者数钱,生怕他缺斤少两!

我们也不查看一下,历朝历代的所有统治者,有哪个不自称是一心为民着想的?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只有动员人民、发动人民,让人民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才是真正的人民性?

因此,我们必须用人民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是否提高的革命性标准来看问题。这个标准是个照妖镜。任何左转派、保皇派、特色派的鬼话,只要拿着这一标准来对照,他们就原型毕露。

对于特色派的人物,我们不能光看他们说什么,更要看他们做什么和回避什么。他们表面上可以接受甚至宣传马克思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批判,因为他们推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从来不提人民群众如何当家做主的问题,不说工人阶级如何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权利的问题。特色派的前身,文革中的走资派也是同样地回避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问题。

在目前左派舆论被严重封锁的条件下,一些同志对所谓“重庆模式”的追捧,正面地讲,是想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对当局的主要政策进行批判。这种想法和做法可以理解。但是这种追捧过分了就走到反面去,分不清“西安”和“延安”,就成为特色派当权者的帮凶,好像在薄熙来的领导下,重庆原来是个“解放区”?!
我们一些挺薄的同志对薄的崇拜到了不理智的地步。明明在薄熙来当政的重庆所推行的招商引资条件比其他地方的条件更有利于外资(如重庆的国际离岸云计算数据特别管理区是中国唯一特批的不受官方监控的网络基地),或按狭隘民族主义者的标准来说更“卖国”,但是这些同志楞说这是薄的高明。薄的亲信王立军有难直奔美国领事馆了,这一事实在这些同志的眼里也都是美帝和“汉奸”的阴谋所造成的。

要不有人说中国的老百姓太善良了,太容易被人忽悠了,尤其是那些天真的左派。作为统治阶级一部分的体制内的政客说上几句他们爱听的话,做些他们喜欢的事,他们就热泪盈眶,以为“社会主义复兴”了。要是像奥巴马那样能说会道的政客出现在中国,这些同志还不一步上天了,他们所期望的共产主义不就为期不远了?
我们不得不问:在薄熙来当政期间,重庆人民是否提高了自己的阶级意识,是否加强了自己的组织能力,是否壮大了自己的阶级队伍,是否增强了自己的战斗力?答案是明摆着的:没有,完全没有!

但是我们有些人非把薄氏当成民族英雄,把他看成是查韦斯一类的人物。这种看法是基于对局势完全错误的判断。中国不是像拉美国家那样的一般第三世界国家,而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工业大国。有些同志希望在中国出现像查韦斯式的人物,其实质上还是二次革命论的主张,以为当前中国革命有个独立的反帝任务和阶段,没有看到中国的资本主义由于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已经不可避免地朝着社会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

因此,本来是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的闹剧刚刚谢幕,我们的一些人却恋恋不舍地全力投入其中。如果我们用这一场闹剧是否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组织能力和战斗性这一标准来衡量,我们还有多少疑问呢?
其实,薄熙来的倒台是因为薄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不惜撼动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帮派之间的微妙平衡,采用西方政客的手段,试图通过忽悠民众的方法来抬高自己在官场的人气,结果破坏了国有资本集团内部不成文的官员升迁的潜规则,因而受到了这一集团上层的审判和惩罚。

但是我们一些铁杆保皇派不懂得这一道理,死不灰心地拍这一特色派人士的马屁,却老是拍到马蹄子上。他们给薄熙来帮了倒忙,拱手给反对薄熙来的宪政派一顶“文革余孽”的帽子扣在薄的头上。

挺薄的左派,认为在当今中国资产阶级这一统治阶级的内部还有个像薄熙来那样的所谓“党内健康力量”,他们到底是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的统治阶级软弱无能,腐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另一方面又把那些执政党内致力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崛起,推动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力与世界列强争霸的势力,看成是“党内健康力量”,把所谓“汉奸”势力看成是人民的主要敌人,自觉不自觉地暴露了他们资产阶级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

这些人无视当今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怀所具有的两面性:它既有反帝的愤慨也有争霸的狂妄。人民群众中朴素的民族主义是反帝的,但是为了中国资本的崛起,这些所谓的“左派”极力地协助统治阶级去鼓动民族主义中争霸的狂妄。这就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实质。

现在薄倒台了,这些“泛左派”又开始抱新一批所谓“红二代”的大腿了。这些人的眼光总是离不开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如果这种关注是出自于“知己知彼”,也就是出自于希望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中寻找我们可利用的矛盾,以便为工人运动创造生存的空间和崛起的条件,那么这种关注是必要的,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些人却并不是这样看和这样干的。相反地,他们总是想在统治阶级内部找到一丝光明,找到一丝希望,找到统治集团“左转”的可能,无视资产阶级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上台的事实,看不清一个资本当政后崛起的中国在当今帝国主义世界的意义,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争霸和反霸的根本区别。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视敌为友,与我为敌,指责反当局的人民群众为“左派带路党”。他们中的一些人,自称不能和民主革命派搞任何团结,反而对国有资本的领袖人物抱有希望。他们与当前工人阶级斗争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
四、左派思想上混乱的再一个表现就是认不清统一战线与利用矛盾的本质区别
目前很多追捧所谓“党内健康力量”的人动不动就高谈“统一战线”,凡是与其观点不同的往往被扣上“极左”和“原教旨主义”的帽子,殊不知统一战线和利用矛盾两者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统一战线的提出是从对主要矛盾的分析出发的。正因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所以凡是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资产阶级)有利害冲突的其它阶级都有可能成为统一战线的一员。相反地,资产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不属于统一战线的范围。我们不能把统一战线和利用矛盾混为一谈。前者针对盟友,后者针对敌人。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共同利益才是前者的起点。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才是后者的目的。
要组成一个统一战线,就必须有一个基于共同利益的各方都能接受的共同纲领,各方必须都有所让步。如果所谓“党内健康力量”指的是一般党员,那么他们一般是无权的,不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也就不大可能被这些 “左派”追捧。如果“党内健康力量”指的是执政党内有权有势的人,指的是党内当权集团中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所谓的“党内健康力量”在对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上有何共同利益?有何共同纲领?这些“党内健康力量”对人民都做出了哪些让步?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又做出了哪些让步?他们反对过国有资本的哪些利益?这些当权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只能是敌我矛盾!在这里,工人阶级只有利用矛盾的机会,没有与虎谋皮的可能。

只有在人民内部,在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才有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和可能。在某一个时期,这个统一战线甚至有可能会包括那些受垄断寡头资产阶级打压的小业主之类的中小资本家。建立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虽然中小资产阶级不断地被垄断资本和寡头所打压或消灭,但是科技的发展又往往会创造出新的一批中小资产阶级。团结和改造小资产阶级的任务将还会是长期的,因而统一战线的维护也将是长期的。这和利用矛盾有着本质的区别。

对盟友我们既有希望也有可能改造他,而不是消灭他,但是对敌人就没有改造的可能,只有利用矛盾以便迟早消灭他。这就是这两者的本质的区别。比如说在抗战期间,当时的共产党还是希望能够把蒋介石的国民党由消极抗战通过教育改造为积极抗战的力量,而不是希望在抗战时期消灭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就没有这种教育和改造的可能。

分不清利用矛盾和统一战线的区别是很危险的。毛主席在30年代分析为什么红色政权能够生存下去的时候,强调了当时中国的军阀割据给予红军利用矛盾的可能,从而创造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当时的红军从来没有也不会愚蠢到帮助一个军阀去打击另一个军阀,尤其不会帮助一个较为强大的军阀去消灭相对弱小的军阀,以便使得前者更强大。红军不可能与任何军阀搞统一战线。相反地,如有可能的话,他们会挑动一个军阀去打击另一个军阀。这才叫利用矛盾!毛主席之所以能够拯救红军,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是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高手。
温薄之间的矛盾就像当年军阀之间的矛盾一样,完全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完全可以利用,并以此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如果我们否定他们之间的尖锐矛盾,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利用矛盾的机会,我们就会犯四面出击的左倾错误,就会损害人民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提高。统治者要“唱红”,我们完全可以大唱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歌和反映当前工人斗争的曲,并以此提高人民的阶级觉悟和对当前政权的认识;统治者要“打黑”,我们可以依此发动群众去反对那些拖欠工资,违反劳动法的各种“黑老板”。

但是我们把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扩大到无产阶级可以与其一方形成统一战线的地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就是阶级投降主义,那样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会破坏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战斗力。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无论多么尖锐,他们都是私有制的坚定捍卫者。同时,他们双方也都会利用无产阶级去攻击对方,但是没有一方会愚蠢到为了击败对方,不惜向无产阶级作出实质上的让步从而获得人民支持的地步。相反地,如果我们愚蠢到了试图与一方搞“统一战线”的程度(如2013年元旦后有些“左派”竟然声援当局对《南方周末》的制裁),我们只会成为人家搏斗中被利用的一把枪。

(一)  左派思想上混乱的集中表现就是以背离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判断国内外的局势
没有一个正确的阶级分析就认不清敌我友——这一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时,没有一个基于阶级分析的正确社会性质定性,革命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前进方向。这两个问题不搞清楚,我们就不可能对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当今国内外的局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更谈不上什么是一个正确的革命道路。

我们之所以要从阶级分析出发来看问题是因为我们生活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证据),我们分析一切社会现象因而都离不开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用这一视角来看待所有的社会现象。这就是马列毛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那些脱离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类似体制的分析、宪政的设计、民主的追求等等的视角都看不到问题的根本。这种脱离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要么是无知,要么是骗人。例如狼吃羊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完全取决于我们是狼还是羊。再比如,外星人并不在乎我们生产力的发展与否,就像我们不在乎田野里不同蚂蚁窝之间的争夺哪方具有正义性一样。在阶级社会,人是有阶级性的,在社会矛盾中不存在抽象的人性。

目前流行的很多说法都是有意无意抹煞阶级立场的:什么社会发展的需要呀(那么资产阶级为何不牺牲自己的利益?),什么要与时俱进呀(不谈是与革命的还是与反革命的“时”俱进!),什么要接轨呀(但只选择符合当政者利益的轨才接),什么为了国家的强大啦(好像还有不希望自己国家强大的统治者!),什么要以人为本呀(难道有以狗为本的?),什么人性呀(是黄世仁的还是白毛女的?),什么民族的复兴呀(在马列毛主义的旗帜下还是在社会帝国主义的旗帜下?),等等。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只有马列毛主义实实在在地向我们揭示了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才是人类的希望。这不光是因为无产阶级当前占人口的大多数,更主要的是它的利益代表了人类的前途。

正因为很多左派对时局的分析背离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才会出现当前许多对国内外局势的错误判断。比如,有的说中国当前是个封建社会,有的说中国有被沦陷为殖民地的危险,有的说中国当前还是一个多少有点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有的说中国当今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要优越于私人资本主义的政权形式,有的把当政的国有资本集团看成是中国社会的“健康力量”,有的担心“公有”经济占国民经济总量百分比的下滑。很少有人看到中国是一个由国有资本集团掌权的,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必然步步走向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大国,更不要说认识到带领中国资本主义的崛起和走向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恰恰是国有资本集团,认识到国有资本集团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
(二)  左派思想上混乱的根源
左派思想混乱的根源是其阶级性。这里的阶级性有两重意义。一个是左派本身的阶级地位,一个是左派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就其阶级地位来讲,在号称马列毛主义者的左派里面小资产阶级“左派”占了统治地位(包括一些左派大佬,就其社会地位来说,也只能算是小资产阶),这些人如不能经常地有意地改造自我,就只能当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尾巴,这在挺薄群体中最为明显。

除此之外,当前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意思形态对左派意识的侵蚀也是其思想混乱的社会根源。因此,很多人不是从马列毛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喜欢用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看问题,表现在精英观点和实用主义上。例如把希望寄托在“清官”和所谓“党内健康力量”上,把界定真假改良的标准放在老百姓得利的多寡上,把人民的前途认定只能是在“改良”的努力上,以及避开所有制问题奢谈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在不触及所有制的前提下,统治者提出的“共同富裕”口号是个骗人的口号,连改良都谈不上,就像剥削阶级一再强调的通过劳资合同所达到的“劳资共赢”和通过租赁关系所达到的“地主、佃农共赢”一样,是个骗局。这些就是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和形而上学的典型反映,都是违背马列毛主义的。

我们之所以坚信马列毛主义,是因为它是认识社会矛盾,把握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改造社会的一门科学和一个威力无比的思想武器,而不是因为我们是该主义的盲目崇拜者。近百年的革命者在马列毛主义的指导下曾经掀起过一个十月革命,创建过一个占世界人口1/3的社会主义阵营,发动过一个史无前例的尝试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文化大革命。这些革命实践后来的失败,并不证明这一理论的荒谬。恰恰相反,它证明了不光是广大的工人群众作为改变历史的新生力量尚未成熟,人民群众还没有普遍地把握这一真理,它还反映了那些致力于砸烂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革命者们(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对马列毛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解不够深刻,贯彻不够彻底。就像人们早期在建造汽车、飞机和宇宙飞船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各种挫折并不证明近百年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错误的一样,每一个成功的例子都证明了人们对社会和自然规律的认识有了革命性的飞跃,而每一个革命实践的挫折,每一次飞机的坠落和宇宙飞船的毁灭仅仅证明了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对实践的指导还不够彻底。

因此我们可以说,当前左翼思想上混乱的原因就在于很多自称为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者并没有真正地掌握马列毛主义,并没有把马列毛主义拿过来,消化掉,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去,自觉地应用它。这些人其实更像是马列毛主义的学者。就像文学研究者不一定会写作,军事研究者不一定会打仗,宗教研究者并不一定信宗教一样,我们这些马列毛主义的学者并不一定是马列毛主义者。他们对马列毛主义的学说很有研究,讲起来头头是道,但是他们往往要么是纸上谈兵,要么是机械地套用马列毛主义的说法,但是一遇到当前中国的具体问题,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全没了,因而马列毛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没了。他们分析问题要么不是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要么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要么不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矛盾,因而他们的结论往往是违背马列毛主义的。

为了还原马列毛主义的真实面貌,为了澄清以上左派思想上的混乱,我们有必要在后面一系列的文章中就中国社会都有哪些阶级,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那里,中国资本的崛起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等等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探讨。

试论特色资本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再解放之路

之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第二章  当今中国的统治阶级是以国有资本为首的资产阶级

在当今中国社会都有哪些阶级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左派的分歧还不小。

(一) 中国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三大阶级的划分与分析按照马列毛主义的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阶级分析方法,中国社会明显的三大阶级是:
1、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他们因为不拥有生产资料,或拥有不足以谋生的小量土地,不得不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其谋生的主要来源。工人阶级内部有国企、私企工人之分,有产业工人、服务业工人之分,有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和派遣工之分,有技术含量高低之分,等等。更具体的、科学的分类有待于大量的调查研究。
2、人数比工人阶级少得多的如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和小商小贩小业主类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因为拥有小量的生产资料,所以是基本不靠雇佣他人,或主要不靠雇佣他人。他们是以自己的劳动为生的自食其力者。对这一阶级更详细的分类也有待于大量的调查研究。
3、占人口极小数的资产阶级。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占有生产资料,从而可以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剩余价值。由于这一阶级的统治地位,有关他们的资料相当丰富。但是左派对资产阶级内部的分类争议较大,细节的分析放在后面来探讨。
这三个阶级在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和将来的出路上有着根本的分歧。由于工人阶级每日每时承受着资本的压迫,且不拥有生产资料,一旦他们懂得了马列毛主义的真理,对于推翻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是义无反顾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当然是最恐惧的,因而会不顾一切地反抗。而小资产阶级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所呈现出的摇摆性、两面性却是和它自身的二重性相关联的。一方面,作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和工人阶级一样反对大资本统治阶级的压迫;但是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又和资产阶级一样捍卫私有制,因而他们对于革命没有彻底性。

除了上述三个阶级之外,中国基本上没有其它独立的阶级。知识分子,就其谋生手段来说,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像作家一类的小资产阶级,要么是以剥夺他人劳动的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像财团经理一类的资产阶级,要么是以出卖自己脑力劳动为生的像工程师一类的工人阶级。所谓的“农民工”,按其谋生手段来看,其实就是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因为他们家里还有地,他们算半个无产阶级,但是这些土地资源实际上仅仅起着“失业保险”的作用,不能作为真正的、长久的谋生手段。传统的自食其力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已经严重地老龄化,他们正在消失中。小资产阶级的主体似是城市里商业和服务业里的小业主一类。至于地主和佃农两大阶级,在60多年前就被土改消灭了,因此中国没有任何封建的生产关系,仅存的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就各阶级占人口的比例,官方的统计很难找到,我们目前只能间接地加以分析。2012年官方统计以户籍为基础的所谓“农民工”就有2.6亿多,而且其中将近87%(外出1.6亿中的95%和本地近一亿中的73%)是官方所谓“受雇”人群,也就是大约2.3亿的“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一员。2012年全国总就业人口是7.67亿,其中城市户口就业人口3.6亿左右主要的是工人阶级,官方似也没有公布其统计,按85%算,有3亿多,按保守一些的75%估计也有2.7亿,加上来自农村的2.3亿,在城市打工的中国工人阶级就是5到5.3亿,占全国总劳动力65%到70%。这一数据还不包括在农村为他人打工的“受雇”人群。因此我们说工人阶级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其余两大阶级的人口数没有很好的统计,不好说。城乡小资产阶级的人数估计占人口20-25%。其余的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百分比很小(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城市的“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一项只占城市人口的3.5%)。

除了那些非马列毛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如资产阶级社会学者的那种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按收入划分高、中、底收入阶层,或那种唯心主义的“按思想划分阶级”,和“按分工划分阶级”所造就的如“干部阶级”和“管理者阶级”,等等)以外,大家对于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分析好像没有太大的分歧。分歧主要的就在于对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认识上。
() 中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部分

笔者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国家官僚集团掌控的国有资本,也就是由党、政要员和军事将领以及国企高管组成的所谓“国家垄断官僚资本集团”阶层(简称“国有资本”),一个是私人大资本势力(简称“私人资本”*),或称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资本势力(所谓“体制内”仅指当权者,不包括公务员)。中国30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央企和地方国企为代表的国有资本的实力,另一方面在国有资本的大力扶持下,通过抓大放小的国企改制和招商引资等一系列措施,一个更为庞大的(但还并不强大的)以珠三角、长三角的私企为代表的私人资本势力也在成为中国资产阶级(从人数上来说)的主体。这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有很多是前者的亲属或“下海”的官员;前者又往往入股在后者的公司里。因此他们往往相互依靠、狼狈为奸(比如说在房地产的开发上)。但是他们两者之间毕竟还是有体制内外的区别。政府的方针、政策等等基本上是体制内的当权者制定和决策的。体制外的人一般对体制内的安排影响有限。
【*有些人称其为“自由资本”,不太合适。列宁时代所指的“自由资本”是存在封建势力的情况下对后者的称呼。目前资本已经获得自由,没有争取资本自由的要求,因而不应把他们称为“自由资本”。】
不像私人资本掌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西欧和日本等,那里的政府要员是私人资本花钱雇来的,官员是私人资本的公仆,他们可以随时被资本撤换,在中国,政府的各级官员不是私人资本花钱雇来的公仆,而是按照官位的大小直接或间接地占有和瓜分国有资本的老板,体制外的人无权撤换他们。虽然为了缓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他们也要兼顾私人资本的利益,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主人和公仆的关系,而是老大和老二的关系,即国有资本是老大,私人资本是老二(这两者的关系在省级以下的地县级官员中和地方私人资本之间有可能是颠倒了的,但是这不影响大局)。就拿国家权力机关的运转来说,明显地,每次都是老大先开完每届内部权利再平衡的党代会。然后才有安抚老二和协调两者之间关系的人大和政协会议。

在所有权这一资本的根本特征上,私人资本实行的产权明晰的个人私有制(即便是帝国寡头垄断资本集团内部也是如此),产权的买卖是个人说了算,政府如果不控股,它对私人资本的影响是有限的。相反地,中国的国有资本实行的是官僚集团所有制,资产对外的买卖是政府说了算,私人资本的影响更是有限的。

私人资本的产权无论多么的错综复杂,最终都能落实到个人。个人在私人资本集团内部的话语权都是和其产权的大小相匹配的,和其在经济领域外的政治行为和地位关系不大。个人要增强其在某一个资本集团中的话语权,他就必须增加在这一资本集团内部的投资(比如美国的所谓“股神”巴菲特近期花钱购买了不少华尔街最大投行高盛的股权,因而增强了他在高盛的话语权)。相反地,国有资本的集团所有制并没有明确的个人产权。个人在这一集团内的话语权、地位和权力的变更不是通过市场行为来完成的,而是通过官场内部权力大小的变更来实现的,靠拉选票来操作的(据说某高官因其儿子半夜三更带着美女飙车出车祸死亡造就了十八大官场人事安排的明显变动),且这一话语权、地位和权力是不能合法对外买卖的,是不能合法兑现的,因而得不到“物权法”的保护。这是私人资本和国有资本或体制内和体制外资本的一个根本区别。虽然政府不是铁板一块,但是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保证了政府行为的一致性,不会有太严重的中央和地方官员公开的对台戏。

除此之外,资产阶级中也还有在人数可能占多数的中小资本家,比如说雇佣不到上百人的企业主之类,或那些依靠类似房地产的出租为生的新型“房主”食利阶层。这一群体的分析还有待研究。但是他们目前好像除了西方“民主”、“自由”之类的理念外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单独的、与私人大资本不同的政治主张(即便是在反垄断这一要求上,他们的目标好像仅仅是针对政府的垄断,而不是针对所有的垄断),因此目前我们似乎可以不单独考虑这一群体。

承认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这两大资本势力的存在,认清这两大势力的区别是洞察当今中国社会很多重要问题的一把钥匙,否则我们就不能有效地用马列毛主义来解释一系列问题,如:关于“民进国退”还是“国进民退”这一争论的实质,关于中国这一畸形资本主义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明显差别的根源,关于中国近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关于中国“崛起”的本性,关于东欧和中亚国家颜色革命的本质,关于“转型备战、反腐锄奸、整党救国”口号的起因等等问题。
国有资本的特征
中国这个国家垄断官僚资本集团的特征不光是它的国有性,不光是它的垄断性,也不光是它的官僚性,而是其政权、垄断和官僚的统一性。

就国有性来说,西方的国有企业的性质就和中国的大不相同。在那里,由于政府官员是私人资本花钱雇来的,是为私人资本服务的,因而西方国企的所有权不属于当地政府官僚(因为在那里,政府官僚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而是间接的按照一元一票的股份原则属于整个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在这一资产阶级的内部,国企真正的所有权是按每个资本家拥有的资本量来决定其话语权的。这就是西方民主的实质。相比之下,中国国企的所有权仅仅属于国有资本集团,而不属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整体,私人资本不能通过“民主”的手段来有效地干涉国企的运转。

国家垄断官僚资本集团的官僚性也和过去的官僚资本全然不同。官僚个人利用自己的权力掌控的资本,只要是他个人说了算的都不是国有资本的一部分,而是私人资本的一部分。比如解放前的四大家族所拥有的财产就不是国民党政府的财产,也不是国民党官僚集团共同所有的,而是这些官僚利用自己的官位,假公济私形成的,在资本实际的操作上看得出来是完全属于他们个人的财产。其它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类似的现象。在那里,往往也是几个大家族控制着当地的政权,这些官僚资本依然是私人资本,只不过官僚资本对政府的掌控要大于其它私人资本罢了,故称为官僚资本。当今中国的官僚也有私人财产,如温家的27亿美元。这些财产从资本的实际操作上看也都是个人的财产,受物权法的保护,而不是国有资本的财产。因此,国家垄断官僚资本的“官僚”在这里仅仅指的是这一资本集团的主人,是为了明确国有资本的所有权属于整个官僚集团。

中国的这个国家垄断官僚资本集团的垄断性也是一种特有的垄断形式。它是由计划经济的指令性垄断,通过90年代的所谓“抓大放小”,一方面把大批竞争领域的国企私有化,另一方面保留了自然垄断和国计民生关键部门的国有垄断,逐步演变成为当今市场上的国有资本的垄断地位。私有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私人垄断资本中,只要是国家不控股的,像海尔、华为、三一重工等,还不属于国有资本。

因此我们说这一国家垄断官僚资本的属性不光是国有的,不光是垄断的,也不光是官僚的,而是政权、垄断和官僚的统一。

但是中国的这个国有资本集团的垄断性又不是铁板一块。它既不同于高度集中统一的单个垄断资本集团,又不同于松散的卡特尔一类的垄断联盟。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垄断形式。它既有央企和地方国企两大类,还有国有资本控股的、合资的和其它类型的股份公司。同时,它也懂得单一垄断的害处。即便是同一行业的国有资本,他们之间也往往有竞争关系,比如通信行业的联通、移动和电信三家都是国有的,但也都在有限的程度上相互竞争。金融、能源、交通等行业也是如此。

央企的国有资本中还有各种家族势力,比如据说李鹏家族的势力主要的在电力,王震家族的势力主要的在通讯,陈云家族的势力主要的在金融,等等。这里面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但是他们又是一个总体。家族势力不得违背这一集团的全局利益。无论那个家族的势力,最高决策权仍然是这一集团的中央。这是特色资本垄断性的源泉。

地方国企之间的竞争性就大于其垄断性。钢铁行业就是如此。这一行业里面既有央企、地方国企,也有私企。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就是因为这一行业的垄断性还不够高,尤其是地方国企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地省级钢企是地方财政的源泉和势力的靠山。国资委下令各地关闭中小钢铁企业以便缓和产能过剩,各地就以更新改造为名,大肆借贷,扩大本地(国有和私有)钢企规模,结果是越整顿,产能就越过剩,使得2012年整个行业的利润几乎为零。即便如此,大量的亏损钢企仍不愿破产,不愿退出已有的市场份额,一方面期待着市场的好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试图通过“走出去”等方法来扩大自己的市场,指望熬过“黎明前的黑暗”。
由此可见,资本扩张的动力并没有因为一个企业是“国有”的性质而有所改变。

中国这种国有资本集团的形成具有它的特殊性,是世界上少有的,必须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才有可能形成,比如从原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脱胎而来这样的特殊历史环境。这是因为,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是把原先全民所有制的资产通过剥夺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转变为统治集团的集团所有制的资产。人民群众一旦丧失了当家做主的权利,全民所有制就不再是全民所有了,而是统治集团所有了。走资派上台就完成了这一转变。
私人资本的特征
中国私人资本内部也是可以分为几个较为清晰的类别,其中主要的有(一)属于官僚个人的私人资本,(二)其它国内大小私人资本,(三)属于列强和依附于列强(如韩国)的国外私人资本,(四)和属于港澳台(严格地讲应该不算是外资)的私人资本。前两者往往被视为国内的私人资本,后两者往往被视为外资。
这四类私人资本中,官僚个人的私人资本属于中国资本的暴发户。他们与国有资本、外资和港澳台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内的私人资本对这些官僚资本发家的路径极其羡慕和愤慨,称后者为“权贵资本”,两者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但是,官僚的私人资本在官场上和国家政策上的话语权,如果不是通过权钱交易,是不会随着其私人资本的扩大而加强的,反而有可能成为政敌(以反腐为由)攻击的把柄。

中国的土富豪是国内私人资本的代表,多由私人垄断集团的头目组成,比如阿里巴巴、腾讯、海尔、三一重工和华为等企业。这些私人资本与官僚的联系极其紧密。有些企业,如海尔,原先是地方国企,但是管理层通过各种改制,用很低廉的价格,就把企业收入囊中,逐步地变成了企业的所有者。这些私人资本的话语权随着他们经济实力的上升而提高。

外资在中国的地位,不像有些左派人物所描述的那样高,他们并没有掌控中国的经济命脉。改开以来外资在中国的扩张不是在列强的压力下形成的,而是中国当局积极主动邀请进来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是“夫妻”关系(汪洋语)而不是强奸关系。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为了充分地利用后起优势,国有资本集团当初指望用“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用效仿的方法或直接抄袭的手段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为此,他们对外资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制定了严格的限制。哪些行业准许进入,哪些行业不得进入都有详细的规定(上海自贸区的试点就是仅仅列出不得进入的行业即所谓的“负面清单”,其它都可进入)。因而外资才有合资和独资两种形式。其中最主要的合资形式是与国有资本(像汽车制造业那样)的合资,这是外资不得已的合资形式。独资形式被政府严格地限制在(类似日用化工品那样的)非关键行业里。为了自身的利益,国有资本往往会照顾外资在中国的利益,但是哪些利益值得照顾,哪些不值得完全取决于国有资本集团本身的利益和基于推动中国资本发展和崛起的考虑。

港澳台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要比其它外资的规模大(比如2012年港澳台的直接投资,按照官方的统计,占外资总额的60%以上,这其中光是香港的就占了58%,因此这里面很有可能包括了各种为了获得各地政府的优惠政策而设置的先是在港澳投资,然后转投内地的,“出口转内销”式的各种国内资本)。由于没有强大的靠山,名副其实的港澳台资本在中国的话语权远远不如外资的话语权大。
()统治阶级内部的派别分析

从中国两大资本势力的斗争来说,国有资本是当权集团,私人资本是“在野”势力(南方报社集团是他们的代言人之一),其斗争表现在所谓的“民进国退”还是“国进民退”的争论上(这里的“在野”指的是像其它资本主义多党制国家的“在野党”那样的“在野”,不是说他们没有话语权,而是说他们不当政)。这是因为市场上强大起来的私人资本势力越来越不满意其政治地位相比其经济地位的落差,步步紧逼国有资本集团。这是他们强调“民进国退”的根本动力。正因为前者以政府行为垄断性地掌控了国计民生的关键部门,如:金融、能源、交通、通讯、冶金、机电、装配等等的行业,后者才愤愤不平,总想打破前者的垄断地位,取而代之。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不论谁垄断,对人民来说差别不大。比如中国的铁路无论是政府垄断还是私人垄断,对人民来说都差不多。差别是,铁道部涨价是政府行为,人民群众的怒火会集中在政府身上;铁路企业化以后涨价是市场行为,人民群众的怒火会更有可能地集中在对企业的不满上,对政府的威胁相对的要少些,政府甚至可以在人民的怒火过分高涨的时候出来痛斥铁路公司,充当人民的“大救星”。因此,铁路的政企分家对统治阶级来说更有利*。
【*我们的有些左派把当局的政企分家运作看成是私有化有些过早。人家还没有准备把铁路公司上市。即便是铁道公司上市,国有资本是不会放弃它的控股地位。我们反对私有化不是在为官方说话,而是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起码在私有化前,表面上人民还有话语权,私有化后人民就什么话语权也没有了,公司的行为就完全是所谓“市场”行为了。右派好像是在说私人垄断比官方垄断好似的,其实说不通,私人垄断也还是垄断。在中国,如果允许私人垄断的出现,外资会很快地掌控这些垄断,造就比以前规模更大的垄断,人民得不到任何好处。这才是我们反对私有化的原因】
左派内部的分歧之一就在于有的人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官僚买办为一方,民族资本为另一方。但是他们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定义区分很不明确。到底国有经济是民族的还是买办的?如果是民族的,那么国有和外资的合资企业是民族的还是买办的?其它的合资企业呢?再有,依赖进出口的是民族的还是买办的?如果主要依赖国际市场的属于买办的,那么中国有多少企业与国际市场关系不大的?收购了IBM的联想公司属于哪一类?如果没有合资的国有经济是民族的,那么中国的哪一个所谓“买办”行为不是掌握着国有经济的国有资本统治集团亲自制定和推广的?

另一些人则依照政治主张或观念来区分资本利益集团,提出什么“唱红派”和“普世派”之分,或“保守派”和“改革派”之分。这其实是把统治阶级内部唱红脸的和唱黑脸的误认为不同经济利益的代表,就像把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看成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一样的错误。这是唯心主义的划分方法。资产阶级内部在政治上的派系和在经济上的利益集团并不一定是一对一的关系。

以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为例,两者都是为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寡头集团服务的。而且两党的政府要员都是来自华尔街或被华尔街认可的人。它们两党之间的不同是在如何维持这一利益集团的统治上有着不同的主张。面对国内外的各种矛盾,一派认为回归传统的低税收、低福利的小政府好,另一派认为只有高税收、高福利的大政府才好应对现代问题;一派认为富人应当少上税以便鼓励资本投资来发展经济,把重心放在造蛋糕上,以为蛋糕做大了就能缓和各种矛盾,另一派则认为富人应当多上税以便缓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冲突,把重心放在分蛋糕上,以为在不损害资本的根本利益这一前提下,把分蛋糕的游戏做好了就能缓和各种矛盾。它们的分歧也不过如此。

但是毫无疑义,当前美国两党所代表的都是金融寡头集团的利益。其原因是因为像华尔街投行一类的金融寡头资本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太上皇。美国内战前,北方资本家主要的是投资在工业上,而南方的庄园主资本家主要的是投资在黑奴和农业上,因而当时确实从内政到外交有着两大不同利益集团。今天的美国资本家阶级基本上都是投资在股市上,而且大多数都是极为分散地投资到各种各样的公司和基金上。因而除了企业主管以外,大财团对单个企业或行业盈利与否关心不大。相对不赚钱的企业,他们要么主张改组高管,要么主张撤资。金融寡头资本(而并非阴谋论鼓吹者何新所说的“共济会核心联盟”)就这样把美国几乎所有的产业都金融化了,而且金融衍生品的总量远远地超出了实体经济的总量,因而它牢牢地控制着美国资本主义的重心,绑架了整个美国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因此,在美国,代表单个行业,如工业、农业或服务业中的某个利益集团的势力远远比不上金融寡头资本的势力。即便如代表石油利益集团的布什家族,其实也不过是因为它代表了这一金融寡头势力维持其世界霸权利益的需要才得以上台。虽然这些金融巨头之间的竞争有时是很激烈的,但是在维持金融寡头资本的绝对统治上面他们是一致的。即便是单个资本集团内部,两党的支持者在高层也都有。因此我们说,美国的两党都是美国金融寡头资本集团整体利益的代表,而不是哪两个相互对峙的金融寡头利益联盟的代表,比如说,不是民主党代表2008年垮台的以雷曼兄弟财团为首的那些财团联盟,共和党代表以高盛财团为首的那些没有垮台的财团联盟。民主和共和两党如果真的是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美国的内战很可能早就打响了。相反地,在处理2008年的金融危机上,共和、民主两党就如何救市这一问题上,通过布什和奥巴马上演的无缝衔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两党所代表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同样地,如果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真的有所谓的“唱红派”和“普世派”,那么它们两者也都只能是代表着同一国有资本集团内部的一个派别。他们之间有差别的话,也主要的是在于如何维护这一利益集团的统治上,在这一集团将来的发展方向上,双方意见不同。虽然这一集团内部每个官员和私人资本的联系不尽相同,但是在维护这一集团的绝对统治上,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否则类似苏联的崩溃早就发生了。

面对着私人资本势力从舆论上的进攻(如“改革攻坚”、反对所谓“权贵资本”、反对垄断和要求私有化),从经济上的进攻(如温州炒房团、山西炒煤团、蔓延全国的高利贷和近期互联网“宝宝”支付的金融冲击等),从政治上的进攻(如“08宪章”、要求“军队国家化”)和其它等等的进攻,步步紧逼国有资本集团,加上国际环境的改变,现政权的执政能力与合法性遇到空前的、越来越强烈的挑战。出路在哪里?

所谓的“普世派”或“改革派”(更确切的应该称为“宪政派”)认为只有完全的私有化才有出路,才能安定各级官员和私人资本的“民心”,才能提高效率,才能巩固政权。他们主张通过吸纳私人资本加入统治集团(也就是实现西方民主),以及通过国企私有化来缓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缓和国有资本集团与国外列强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们也说不出如何“公平”地私有化。集团内部就如何私有化意见分歧很大,分赃不均才是“腐败”和所谓“国资流失”争议的根源。尤其是这一集团的高层,像党、政要员和高级军事将领这些当权者在这一私有化的过程中如果得不到好处的话,他们是不干的,弄不好他们会从原本是国有资本统治集团一个成员的地位沦陷为私人资本的公仆,尤其是那些掌握军权的高级将领(埃及当前政局的动荡就是一例)。苏联的解体就证明了这种国有资本集团掌控的制度下不太可能有一个“公平”的私有化方案,普京的上台也反映了掌握国家暴力机关的高级官员并不甘心把自己仅仅定位于私人资本的公仆。他们要做国有资本的主人。

这和完全私有化的资本主义不同。在那里,党政军的要员和私企高管都是资本的公仆,都是资产阶级花钱雇来的,任何这类公仆企图篡夺资本所有者对资本的所有权,就会遭到这些资本家们所雇佣打手的无情镇压。这就是军队国家化的实质,也是为何资本主义国家强调军人要忠诚于宪法,即捍卫私有制的宪政原则;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的执政党反对军队国家化,强调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因。没有执政党对武装的绝对指挥权,国有资本集团的统治地位就得不到保证。为此目的,它们也在套用毛泽东时代所坚持的无产阶级政党指挥人民军队枪的口号。

所谓的“唱红派”或“保守派”(更确切的应该称为“特色派”)认识到在中国实行完全的私有化的话,那么他们就做不了“中国梦”了。他们看到帝国列强的危险,认为只有继续穿着执政党的红色马甲才有生路,否则前苏联的结局等待着他们。这才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就像革命者之间虽然为了共同的目的仍然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样,资产阶级内部,即便是同一利益集团内部,为了共同的目标,也会有路线斗争。我们不能把资产阶级内部两种不同的主张一定看成是代表两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尤其不能像某些理论家误以为在革命高涨时期,有一派资产阶级会联合工人阶级去对付另一派资产阶级,甚至指望在革命高潮中,无产阶级夺取一部分地方政权,并与资产阶级中的某集团分享中央政权,或最低限度,形成某种形式的在无产阶级制约下的资产阶级中央政权。这是一种荒谬至极、不可思议和极其危险的一派胡言!

在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妄想联合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去反对其另一部完全是痴人说梦,执行起来就是叛徒行为。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有多尖锐,他们之间的矛盾从来都比不过他们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前者捍卫的是私有制,后者恰恰是要推翻私有制。巴黎公社的起因就是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宁愿当亡国奴也不要联合巴黎的工人阶级去反抗普鲁士(德国)的入侵。蒋介石同样的主张“攘外必须安内”,因为不同于共产党人,日本帝国主义起码还是保护私有制的。相反地,面对着工人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的两派在如何镇压工人阶级上从来分歧不大:一派主张枪毙,一派主张活埋。如果工人运动的一部和资产阶级的一翼真的搞联合的话,那么这一运动肯定是改良主义的,肯定是背叛和出卖工人阶级长远利益的运动,而不是主张推翻私有制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

试论特色资本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再解放之路

之三:中国社会性质的定性

第三章  当今的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且必然走向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工业大国

当前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二流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正在崛起的,且必不可免的走向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大国?在这一问题上目前所谓的左派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歧。
(一)驳中国重返半殖民地、半封建论
左派里面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或有沦陷为附庸的倾向和被殖民化的危险。

他们的理由之一是外资对中国的控制(例如所谓28个行业中有21个被外资掌控了)。无论他们证据的真假,这一论点的错误,在于他们混淆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具有的本质差别,因而他们完全无视国有资本对金融、能源、交通、通讯等国计民生核心行业的掌控。他们没有认识到,所谓被外资“控制”的行业,并非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又如,按照那些“电子中心论”者的观点,韩国应当是世界霸主了,因为三星公司已经超越苹果公司成为既是最大的手机制造商,又是最大的内存生产商。但是韩国显然不是。

他们的理由之二就是所谓(也是二次革命论者所强调的)中国的专制制度。他们认为这是封建残余。持这种观点的有些人甚至否定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资本的本性并不在乎“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两者都是统治的手段,都取决于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需要,都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斗争的结果。把“专制”仅仅看成是封建的特征,殊不知资本集团内部从来实行的就是专制制度!
更重要的,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通过多党议会制来实现,因此一个从无产阶级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了的政权起先一定是以专制的形态出现的,否则它无力面对人民的反抗,“六?四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把这种政权误判为封建残余的政权就完全无视这一历史事实了。

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这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中国经历了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又经历了后3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早已不存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生产全世界一半的钢材,60%的水泥,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工业产能,自然经济早已荡然无存,地主阶级早在土改时期已被消灭,哪里还有封建的影子?如果我们把封建文化的存在作为半封建的依据,那就更荒唐了,因为英国有女皇,日本有天皇岂不是这些国家仍然是半封建社会的依据?这显然是不对的。

中国是拥有核武器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都是在政府主导之下进行的,过程完全可控,完全不是外国资本凭着坚船利炮打进来的,哪里有什么殖民化的影子,又有什么殖民化的危险呢?
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或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危险,没有比这更离谱的了。
(二)驳中国是个有些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论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当前还是一个多多少少有点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或者是个没有完全资本主义化了的国家,因为“国有”或“公有”经济还占据国民经济的重要成分。

以此出发,他们仅仅以一些表面现象,例如原有的福利是否保存,是否有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等等的形式来判断社会主义的“因素”还有多少。在他们来看,国内矛盾的焦点是“走社派”和“走资派”的斗争,表现在“国进民退”和“民进国退”之争上,因而他们的努力集中在试图促使政权向“左转”。

这些“左转派”的错误在于他们对政权性质的认识不是从阶级分析出发,不承认政权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见列宁《国家与革命》)。他们把政权看成是凌驾于各个阶级之上的,缓和阶级矛盾的力量。他们误以为政权的性质决定于当权者的主观选择,而不是出于其阶级利益的考虑,因而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希望政府的高层出现一些有思想的人物来改变中国的走向,因此他们并不认同毛主席说的“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的论点,把形式上的“国有”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成分。他们只看形式不看内容,只见现象不见本质,只谈量变不谈质变。

按照表面现象,太阳明显地绕着地球转,波兰的团结工会反对的明显的是社会主义的政府,六四镇压的明显的是右派学生。这些人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人民的对立面,被波兰和中国的当局给忽悠了。波兰团结工会反对的不是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政府,而是一个国有资本集团掌权的,以人民为敌的反动政府。六四武装镇压的不是右派学生,而是那些胆敢质疑当局的,由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北京人民(这里我们要从当局的暴力究竟是对准了谁的问题来着手分析六四的实质。当局的坦克到达天安门后,那些右派学生全都放走了,这说明当局害怕的不是右派学生而是北京的工人阶级)。

这些左转派并不懂得,或者不愿意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的最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对政权的掌控,主要的体现在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力上,而不是体现在福利多少的问题上。例如很有可能一部分垄断企业工人只看到自己眼前的那点利益,不将眼界扩展到工人阶级全体,就一定会被统治者所利用,统治者也一定会利用工人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个别企业里面职工福利的多寡来衡量一个政权的性质。

这些左转派并不懂得,或者不愿意承认,走资派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30多年前他们就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复辟。中国党、政、军、企一体的国有资本利益集团是从那时起就已经实际上把原有的全民所有制的国营资产转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垄断官僚资本,而后他们又花了20多年的时间,“摸着石头过河”,完成了资本主义的改造。这一改造过程不是复辟的过程。复辟已完成才有改造的可能,就像毛泽东时代花了7年的时间,从1949的解放到1956年才逐步完成了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但是政权的性质从1949年起就已经完全转变了,而不是到1956年才转变。今天的中国,经过30来年的私有化,很大一部分的国有资本又进一步地转变为私人资本。因而,从本质上讲,中国的“国企”不具备任何社会主义性质。只有这种不愿看到底是哪个阶级掌权的非马列毛主义者,才有可能侈谈当今资产阶级掌权的执政党内还有所谓的“走社派”和“走资派”的斗争。
(三)驳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优越于私人资本主义的进步国家形式论
这种观点虽然认同当今中国的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并且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优越于私人资本主义的政权形式,是一种进步的国家形式。因此他们一方面把“私有化”和“颜色革命”看作是对工人阶级来说最危险的结局,另一方面,他们又瞧不起中国的资产阶级,总是用轻率的口气谈论着它,仿佛它快要完蛋了,需要左派去帮助。殊不知这个政权是吃人的。他们不懂工农群众今天迫切要求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的意义,总是害怕群众上当,宁可去讴歌薄。

他们看不到,或不愿意承认工人阶级不掌权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最凶恶的资本主义,即社会法西斯主义,因为它试图直接用国家机器完全地剥夺工人阶级反抗的一切手段(连右派人物张千帆都看得清当局“红色”法西斯的本质,他们却看不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政权形式没有任何进步因素。
他们看不到、或不愿意承认国家资本主义是后起资本主义国家赶超世界列强的捷径。

国有资本集团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它是中国资产阶级中的当权集团这一点也是明显的。因为它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它比“西化派”更有欺骗性,因而要危险得多。一方面,它代表着一种法西斯势力。它剥夺了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结社权和话语权,用遍布全国各地的探头和越来越严格的实名制来监视人民群众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却又以隐私权来保护官员类似房产的腐败,老百姓连上访的权利往往都被它剥夺。另一方面,它穿着“红色”的马甲,阉割马列毛主义的精髓,塞给人民口里的就像是经过它腐烂肮脏、臭气冲天的口腔嚼过的令人恶心的臊馍馍,使得当今工人群众的大多数误以为这一威力无比的精神武器就是官方的那一套,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它又绑架了工人运动的形式,把以往工人阶级在历史上所有尝试过的组织形式都接管过去,垄断起来,又把它的内容加以篡改。工人要组织自己的工会,它用现成的官方工会来反对,工人要组织自己的政党,它用现成的官方政党来反对,因而它有效地阻碍着工人阶级在中国的崛起。

如果真正的革命者看不到这一集团的危险性,看不到它是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看不到这一集团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如工人运动的总体困境和迷茫),将会犯方向性的大错误。毛主席从1962年以来一再强调,无产阶级的政党一旦变色就会成为法西斯的党,政权就会变成一个法西斯的政权,这是有原因的。我们不要把毛主席的警告仅仅看作是吓唬人。一个没有资产阶级内部形式民主的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法西斯专政。1959年到1961年的3年困难时期,正在形成走资派的官僚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乌纱帽,掩盖他们刮浮夸风、共产风所造成的饥荒,用民兵去围追堵截河南信阳逃荒的难民。文革头50天,他们又对敢于对领导提异议的人民群众实行过法西斯镇压。他们上台后除了比“还乡团”更恶毒地铲除革命派以外,还公然用坦克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反腐败、反官倒”的北京人民,而后又把他们的法西斯行为伪装成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行为。可悲的是,我们一些读了几本马列毛原著的善良人却被他们推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给搞糊涂了,把人民群众争取当家做主的民主和自由权利看成仅仅是西化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一边去了。我们另有一些同志却把这些法西斯的特征看成是封建残余!

更有甚者,在当局用法西斯的手段全面封锁网络信息的背景下,我们一些所谓的“左派”不去抗争当局的反人民、反民主的手段,反而成为当局对付类似茅于轼这样右派小丑人物的打手。他们不是为人民争取茅于轼当前所能享有的言论自由,而是协助当局封锁所有“不和谐”的言论,声称“中央需要群众这样做”!他们的立场到哪里去了?

现实是无情的,我们不吸取历史的教训,就要受到现实的惩罚。当年希特勒的法西斯政党原名译成中文就叫“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或“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当时的希特勒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打着工人的旗号,打着国家或民族的旗号,都改变不了法西斯为了德国的金融垄断资本争霸世界的帝国主义本质。纳粹政党之所以要打着社会主义和工人的旗号,就是为了掩盖国内越演越烈的阶级斗争,防备德国的工人阶级走向共产主义。

中国今天的执政党就干脆叫“共产党”!他们也是要打着民族的旗帜,打着人民的旗帜为其争霸世界服务,因而比“西化派”更符合中国资本的利益。由此可见,当前那些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反汉奸”的口号,同样的正是为了掩盖国内越来越严重的阶级矛盾的口号,是为资本崛起服务的口号。

从对“重庆模式”和“重庆事件”的分析上来看,从对“红二代”上台的态度上来看,所谓的左派内部最根本的分歧就是在于如何看待中国当前政权的性质上。那些非阶级的、把政权凌驾在各阶级的冲突之上的观点,那些折中主义的混淆政权阶级性的观点,那种认为政府的走向是看“走资派”还是“走社派”的势力强的观点(即前面所说的左转派的观点),那种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带有“进步性”的观点,要么是糊涂,要么是别有用心。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这一问题已经讲得非常精辟了,但是还是有人顽固不化地排斥对中国的政权做彻底的阶级分析,还是喜欢和稀泥,或者抱有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
(四)中国是一个国有资本为首的独立自主的崛起中的资本主义工业国
笔者认为,中国30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国家垄断官僚资本掌权的、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近期唯一有所改变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它甚至不得不一步步地走向帝国主义。这里我们需要论证三个问题:一、国有资本是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老大”,二、中国是不是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以及三、它是不是正在崛起,而且不可避免地步步走向帝国主义。
首先,在中国,掌握实权的明显的是国有资本而非私人资本
国有资本直接地控制着国家机器和经济命脉,也就是它控制着党、政、军、企的所有领导机构。这一集团依赖国家政权,垄断性地掌控了国计民生的关键部门:金融、能源(石油、化工、电力和煤炭等)、交通(航空、铁路等)、通讯(电讯、电话、网络等)、装配制造等等的行业。这些行业的所有权和实际使用权以及最终决策权毫无疑义地完全是由党、政、军、企一体的统治集团所拥有。据官方统计,这一国有资本集团曾经在2005年雇佣了全国1/4左右的劳动力,创造出全国1/3左右的产值,获得全国规模以上企业近1/2的利润!近几年它的相对地位表面上看像似有所下降:2009年它雇佣了1/5左右的劳动力,创造出全国1/4左右的产值和1/4左右的利润。但是仅中石油、中石化两家公司2010年的利润就超过了当年民营企业500强的利润之和!它的集中程度和规模实际上是不断在提高,达到了其它任何世界列强单个垄断集团从来没有过的高度集中。这一资本集团的总体实力远远地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单个垄断资本集团(属于国有资本集团的那些上了世界500强的央企,它们的资本总量远远地大于其它跨国公司的任何一家)。

在中国,私人资本最大的也不过是像海尔、华为和三一重工之类的企业。其它那些依赖于进出口加工的私人资本行业就更属于次要的地位了。如果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资产阶级中占优势的是“出口制造业资产阶级”,认为“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由这一利益集团制定的,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当权者,就不会有这几年人民币不断地升值这一挤压此行业利润的现象,迫使其正在步步地转型和产业升级,也不会有08年救市的四万亿资金基本流向国资掌控的“铁、公、机”,而非私人中小企业的现象。再有,中国入世十多年来,基本上是把轻工业或竞争行业向外开放,但是重工业或垄断行业开放甚微。这是因为这一统治集团并不傻,他们不会把原先完全属于自己的国有资本白白地拱手出让给他人。他们出让什么、保留什么完全是依据自己的利益考虑的。因此,在中国,没有任何单个的资本集团能和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单个(国家垄断官僚)资本集团相抗衡。如果它在中国担当不了资产阶级的“老大”,那就没有任何集团担当得起。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为“特色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其“特色”就在于掌权的资本集团是国有资本集团而非私人资本势力。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畸形的资本主义。

有些狭隘民族主义者(即那些不望人民和工人阶级强大,只望中国资本强大的人),把外资、买办势力看成是中国的掌权集团。他们主要的是从总量上而不是从质量上看问题。他们喜欢套用宗主国和殖民地时代的汉奸、买办概念来分析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他们没有说明在当今资本相互渗透的情况下,买办和汉奸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说在美国的日资企业里当监管的美国人是不是美奸(日本索尼公司已退休的前主管是个美国人。按照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定义,此人该是为日本人服务的美奸了)?或在日本的美资公司里任职的日本高管是不是日奸?如果两国之间(如美国和日本)不是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内奸、买办的概念本来就不适用,或没有原本的意义。美日两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只不过前者是个超级大国,一个霸权国家,后者是一个战败国,因此两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但是这不意味着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因而也就没有那种意义上的所谓的内奸、买办的概念。面对美日两国的不平等关系,日本有“亲美派”和“本土派”而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买办”和“民族”利益之争。如果有,也是帝国之间老大和老二的矛盾,而不是帝国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之间的争斗上强调民族利益其实就是在为本国的资产阶级效劳。

进一步分析,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跨国资本的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原来意义上的“买办”势力。比如说,那些入了外国籍的人不能算“买办”,他们就是外资的经理或代理人之类的。“买办”这一阶层的定义仅仅适用于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里那些依靠列强势力,为列强服务的当地人群体里。因而所谓的“大官僚买办资本家”在当今的中国是个不严谨的名词。如有,那么哪些官僚是依附于列强的,为列强服务的?如果真有,被查到了,要么他早就被抓起来了,要么他早就外逃了。我们不要把执政党内持不同主张的一方看为是买办。我们有些时候为了咒骂自己痛恨的官吏,给他扣上个“官僚买办”的帽子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毕竟是不严谨的。当今中国不是一个被殖民的国家,或有被殖民化的国家,反而是除了美国以外所有享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中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因此中国并没有什么“买办”或“官僚买办”阶层可言。否则所有那些和外国资本有密切联系的,有依赖的,为跨国公司生产或服务的中国私人资本或官僚资本岂不都成了“买办”了?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有哪个不是买办呢?如果都是就都不是了。

即便是当今的中国存在着一批专为外资服务的中国人,但是他们的性质和早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时期的大不相同。今日的外资为了给自己在中国的投资寻找靠山,往往会拉拢一些统治集团成员的子女或亲友做他们的代理人,以便改善自己在中国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外资在中国的代理多由“太子党”组成)。但是这其实是外资在中国处于相对弱势的表现。这些在中国为外资服务的所谓“买办”唯一的本钱就是他们和统治集团内部官员的人事关系网。这些人的本质是“有奶便是娘”,他们对外资的依赖其实并不强,中国同行的资本做大了,他们很容易就会“跳槽”,对外资很不“忠诚”。这和早期的买办很不一样。这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巨大变化。
其次,中国确实是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自主的国家
军事暴力是国家机器因而是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我们必须首先从这一视角上看问题。不像日本、韩国、欧盟的很多国家都有美国驻军,中国境内(除台湾以外)没有外国军人的驻扎或操控,因此军事上是独立自主的。有了军事的自主权才可能有政治上的自主权。因此,中国的政治是不依靠外国势力的政治。这和日本、韩国、欧盟等国家的政治大不相同。遭受美军驻扎的国家,他们的政治就必须是看着美国眼色行事的政治。美国不高兴的政治家在这些国家是不好上台的,或呆不久的(例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上台后表示要和中国友好,揭露了美日之间保密了40多年的核武器协定,结果上台9个来月就被轰下台了)。

中国对外实行的“韬光养晦”政策仅仅是个“装孙子”的政策,而不像日本那样是个不得不当“真孙子”的政策。如果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没有完整的国家主权,那么她就不会搞那些威胁美国世界霸权的活动,他就不会建造航母、发展航空和航天技术,派遣武装人员参与湄公河联合执法,派遣舰队到南海、中东等等。相比之下,除了美、英、法、俄等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具有中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独立的主权地位。
第三,中国是一个正在走向社会帝国主义的崛起中的资本主义工业大国
有些人怀疑或否认中国有可能崛起,有些人看不清在资产阶级掌权条件下崛起了的中国就意味着帝国主义。
怀疑或否认中国有可能崛起的大有人在。

有的认为中国的崛起不现实。理由是中国的统治集团是个“腐朽的、外强中干的”集团,是“不得人心的”集团。这一集团“谈崛起,是为了欺骗人民,转移视线”。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没有看到或忽略了近十年经济发展现实的另一面,甚至有可能是这些人害怕如果承认了中国正在崛起,那么就有可能证明了他们所憎恨的当权者执行的路线反而是正确的了。他们自觉的不自觉的还是用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标准来看问题。

还有一些人以世界体系论为基础,把中国定性为外围或半外围国家,认为它不大可能突破这一资本主义的世界分工,因而他们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获取超额利润,由此断定中国的“上升”是不可能成功的。且不说是否能“上升”与是否能成功是两码事,是否能获得超额利润也不是一个国家是否是朝着帝国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标志。例如二战前的德国之所以要发动帝国主义的战争,正是因为它暂时还获不得超额利润,因而为了获得超额利润它才与其它资本帝国通过战争来争夺市场和资源。由此可见,超额利润是帝国主义获得世界霸权的结果,而不是帝国主义的起因。

世界体系论就像长波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每50年左右有一个大危机)和24节气一样,是对现象的归纳和描述,是典型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形而上学。就像24节气并不追究地球和太阳谁绕谁,且对南半球不适用,因而算不上什么理论一样,世界体系论也多多少少是个对现象的描述,而对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并不像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那样的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去追究。

帝国主义论与中心外围论所说的中心国家侧重不一样。前者重在谈“垄断”,后者重在谈“分工”。垄断是因,分工是果。垄断是本质,分工只是现象。因而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两者外延有重叠处,也不完全一样。象澳大利亚,据说是中心国家,但恐怕不能与中国(半外围国家)相提并论。世界体系论较庞杂,谈分工但不唯分工,世界体系论的创始者沃勒斯坦也认为美帝在衰落,将来要形成几个力量中心,即所谓的多极化,而不是某些人说的美帝无所不能。因此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外围分工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各方基于自己势力大小博弈的结果,因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以此来说明中国不会成为一个帝国就像宿命论一样的荒谬。
笔者认为,中国不但有崛起的可能,它不得不做崛起的努力,而且它正在崛起中!

就像任何一个资本集团面对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要么扩张,要么灭亡一样,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也是要么崛起,要么崩溃(这是狭隘民族主义者高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原因)。经过6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国不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而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工业国(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只有那些没有外出打工的1.3亿中的一部分,估计在总劳力的10-15%之间)。中国近3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又迫使它不得不走向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资本的扩张需要垄断,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每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即金融寡头垄断阶段,它必须面临着和其它已经发达了的早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即帝国主义国家)争夺资源、争夺市场的问题。一战、二战的起因都是如此。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一方面,中国的资产阶级目前面临着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钢铁最为明显:9亿吨左右的产能和仅有6亿吨左右的国内市场),它不得不靠扩大自己的出口和寻找新的市场来缓解这一矛盾。它的资源已经严重地依赖进口(如石油、铁矿石),它又不得不加快自己对世界资源的投资和掌控。它“走出去”的压力极大。另一方面,国有资本集团深感自己的资本势力比不上列强的跨国资本势力,它还需要进一步地集中,进一步地加大其垄断性。这是十八大后国有资本改革的趋势:用股权多元化来扩大国有资本掌控的资本量,使得有限的国有资本通过杠杆的作用来做更多更大的事,从而变国资委的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为资本管理,最终转化为类似华尔街投行那样的巨型金融寡头资本,以便在世界上争夺更多的话语权。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今后如要进一步的发展的话,它就不得不和世界列强争夺市场和资源,来获得自己生存的空间。这不是它有没有本事的问题,而是它要不要生存,要不要发展的问题。它和列强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早已经意识到崛起的中国意味着什么:美国高调宣布其战略重点的重新调整,重返亚太地区,中美两国学者已经在探讨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好像一战、二战前人们不懂得如何探讨此类关系似的。其实所谓的“大国关系”就是帝国之间的关系,而“新型”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而我们的一些所谓的马列毛主义者要么一头栽在书本里,要么一味地藐视自己的政敌,不去分析现实的问题,看不到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

中国是不是正在走向帝国主义和中国是不是正在崛起是同一个命题。在资产阶级掌权下崛起了的中国将只能是一个帝国主义的中国。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逼着它不得不走向帝国主义。但是由于它的崛起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由国有资本主持,因此它的前途只能是类似前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

从国内指标来看,撇开那些诸如GDP排名第二和工商银行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几家银行之一这些表面指标外,实打实地它已经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钢铁产量、世界第一的汽车产量和发电量等等工业指标,甚至连发明专利申请量也从2011年起成为世界第一。虽然按人均的角度来衡量,中国所有的这些指标与帝国列强的距离还是很大,但是大国和小国毕竟不同。比如,英国虽然人均GDP远远高于中国,但是由于它的总体实力的下降所造成的军备资金的困难,它正在考虑如何拍卖它仅有的一艘航母,而中国近期成为航母拥有和制造国,且正在尽力扩大自己的航母舰队。因此我们不能事事仅仅从人均的角度来看问题,在比较国家实力的时候,总量也是有意义的指标。

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已经派军舰到中东去打击所谓的“索马里海盗”;它已经派武装力量到湄公河“联合”巡逻去;它已经开始大量的进行海外投资,而且它每年的对外投资量很快就要赶上外资每年在中国的投资,为此它已经宣布要成为一个“海洋强国”!所以说,它正在一步步地崛起。因此,它所大肆宣传的“中国梦”实质上就是一个“帝国梦”。

但是它还没有完成这一崛起的过程,它的“中(帝)国梦”,在很多方面来说还只是一个“梦”,它还不是一个十足的帝国,资本输出还不是它的主要方面,它还没有能够依照自己的经济、金融或政治力量来操控他国。这里质变要有一个量变的过程方可。尽管如此,走向帝国是它不得不迈进的方向,这是资本扩张的规律所决定的。

(五)中国资本崛起的秘诀:国有资本集团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中国有,而其它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崛起的可能,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们没有个像中国这样的国有资本集团在本国的统治地位。
二战以后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防止发展中国家出现不受帝国列强控制的金融寡头垄断资本。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都是为了这一目的服务的。它成功地摧毁了很多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国有资本,同时它有效地通过渗透和操纵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防备了不受自己控制的寡头垄断资本集团在第三世界的出现。

但是不像其它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如印度或巴西,中国之所以有崛起的可能,其关键就在于中国近3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因而保留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寡头垄断资本集团(即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不同的是,中国这一强大的国有资本集团有着国家机器作为其直接的后盾,因而它有至少两个优势:

首先,它可以不顾一部分国内中小私人资本的利益,“横扫一切障碍”般地強行扩展国有资本的利益,极其有效地进行资本的高速积累。各地层出不穷的強拆事件就是一例。这种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又使得它可以运用高效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在如高铁、装备和军工等重工业领域加速中国工业技术的提高和升级,在军备、航天等领域形成对西方列強的隐性或明显的挑战。全国快速建成的高铁网络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国有资本的特点,体现了它所独有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优势。

其次,这一国有资本集团的存在直接地妨碍了西方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渗透和控制。国有资本不论经营状况好坏,不想出卖的谁出多少钱它也不卖。相比之下,私人资本可以轻易地被帝国的跨国公司高价收买,或分化瓦解。例如,要不是2009年政府动用反垄断法去阻止可口可乐收购中国私人资本汇源公司,帝国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渗透会进一步地加深。但是如果汇源是国有资本,那它根本就不用费心,用不着兴师动众,可口可乐无论出多少钱它不想卖就不卖!

国有资本甚至可以用一些行业的利润或者那怕是国家财政去补救另一些行业的亏损,不给列强跨国公司抄底的机会,有效地防备列强资本对中国资本的操纵。这一招使得帝国列强很恼火,谴责中国不给外资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中国“入世”十多年了,外资对中国国计民生的关键部门和重工业的渗透仍然较小。金融、能源、交通、通讯等行业依然控制在国有资本集团手中。

像巴西、印度等国那样的发展中国家,哪个不希望有中国这样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主权?但是正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一个国有资本集团,他们的私人资本在世界列强的跨国公司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面前很难成长壮大。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资本主义国家要想独立发展自己的经济,实现工业化,也不得不先走一段“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里,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政府对经济的高度干预)。当今,也正因为这一国有资本集团的存在,才会有今天中国的国有经济成为列强无法控制的经济实体中最强大的一个。这就是为什么国家资本主义是后起资本主义国家赶超世界列强的捷径。

由于至少这两个优势,相比私人资本,国有资本集团更有本钱和能力与其它列强进行抗争。这是邓小平这一“总设计师”和执政党的高层早已认识到了的优势。本着“发着就是硬道理”和“韬光养晦”的战略眼光,他们主动推行改革开放,推行沿海经济特区,推行“大进大出、两头在外”,推行用“市场换技术”的方式与跨国资本搞合资企业和全力推动中国加入WTO等等一系列战略措施。近期他们又迅速组建上海自贸区。这一切都是国有资本集团为了带领中国资本主义崛起和称霸世界,依靠“摸着石头过河”所探索的道路。没有国有资本集团“披荆斩棘”地努力就没有今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果。因此,国有资本集团是带领中国资本主义崛起和走向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

国有资本集团的崛起努力形成对列强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和挑战。这是为什么美国和世界银行极力鼓吹中国国企的私有化*,为什么国内外的新自由主义者对这一集团发起强烈攻势的原因。他们知道,只有国有资本的私有化才能避免中国的崛起,才能避免中国对以美国为首的当前世界列强的挑战。
【*我们一些左派对于当前国企上市的“私有化”认识不清。国企上市和国企私有化不是一回事。由国有资本掌控的,通过上市融资实现的所谓“私有化”对于国有资本其实是极其有利的。它可以利用自己手里拥有的丰厚资本,利用上市的手段掌控规模更大的资本。一个企业或公司如果是完全的“国有”对它来说不一定是好事。只要国有资本在上市后仍然是控股的资本(不需要50%+1的绝对控股,只需要相对控股即可),那么它就有可以通过上市的手段来控制比它自身大几倍的资本。这是世界各垄断资本集团的惯用手法。中国的国有资本只是刚刚开始效仿这一手法罢了。这和世界银行极力鼓吹的中国国企私有化完全不一样。帝国列强所希望的私有化是把国有企业完全卖掉,也就是国企改制早期的做法。但是现在的国有资本不会这样干的。出卖它已有的具有垄断地位的资本对它没有任何好处。相反地,它会通过上市来吸纳更多的资本为它服务。将来一旦大部分的国企都上市了,帝国列强的要求就有可能由国企私有化转变为国资退股,以便它们掌控中国的经济命脉。只有后者才是符合列强利益的真正的私有化。】
国有资本集团体系的脆弱性
以上分析的都是它的优势,这个现代国有资本体系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脆弱性。
正因为在中国掌权的集团是国有资本集团,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才是一个畸形的、脆弱的资本主义形态。虽然这种党、政、军、企一体的统治形式有利于后起国家崛起,但是它的内在矛盾使得它又不可能作为一个稳定的形态长期生存。这一内在矛盾主要的表现是官僚体系成员瓜分社会财富的权力不象完全私有制下那么确定。
首先,如前所说,国有资本的“集团所有制”不如私人资本的个人所有制那样产权明晰,个人在这一个体系里面的地位没有保证,派系斗争很容易使战败者像薄熙来那样丧失一切,因而官僚体系缺乏整体的凝聚力,表现在贪官、大款和大腕成群的海外移民,裸官的大量出现。

其次,与市场的游戏规则相比,官场的游戏规则除了幕后的权钱交易以外仍然有层出不穷的潜规则,且因人而定(这是向上负责、向下不负责的官僚体制所决定的)。官场权力的移交实质上没有成文的规定,主要是由当权者在体制内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且这一潜规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而没有一个像西方“民主”那样摆平不同利益集团的平台,造成官僚们的精力多花在勾心斗角上,而不是像私人资本那样把他们的精力主要花费在对市场的操纵上。尤其是问责制很容易使得大小官员面对人民群众的反抗惊慌失措,草木皆兵,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游戏规则的不确定性使得官僚体系成员缺乏安全感。

第三,官僚体系成员的资格不容易继承,“官二代”不如“富二代”那么名正言顺。

因此,党、政、军、企一体的国有资本集团很不自信,很脆弱(因而自欺欺人地提出“道路、理论、制度”的三个“自信”),这种统治形态很有可能会被整个统治阶级所抛弃。因此,国有资本的集团所有制既是它的强势,又是它的弱点。它一方面可以克服私人资本掌权的国家(从印度到欧美所共有的)那种资本利益集团之间经常出现的扯皮现象,能够雷厉风行地推进有利于长远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由于官场游戏法则的人为性使得大小官员人人自危,因而它又没有凝聚力,不会有任何官员会冒着倾家荡产的危险去捍卫这一政治制度。这和西方的资本制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种集团所有制脆弱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的解体。作为超级大国两霸之一的苏联不是被另一霸权美帝打败,而是苏联国有资本统治集团由于内部深层矛盾的发展,最终丧失了所有的凝聚力,被一个小小的政治危机所撼动,再也维持不下这一外强中干的庞然大物,自我倒台。这才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因此,中国虽然在做崛起的努力,但是它能不能实现崛起,成全自己与列强争霸的帝国梦,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一国有资本集团能否维持自己的统治。如果这一统治集团像前苏联那样由于凝聚力的匮乏而自我崩溃的话,那么中国崛起的帝国梦也就一同泡汤。这就是为什么保皇派和狭隘民族主义者(即那些不渴望工人阶级崛起,只侈望中国当前统治阶级崛起的人)把这一集团看成是“复兴中华”的唯一希望,看成是“健康”力量的代表。为了防止苏联的结局在中国重演,完成自己梦寐以求的中国崛起梦,他们提出了“转型备战、反腐锄奸、整党救国”的口号,把本是国有资本集团中一员干将的薄熙来(在辽宁当政时期极力推行国企改制,造成几百万工人下岗)肉麻地吹捧成自己的精神领袖,把所谓的“重庆模式”看成是政权重新获得凝聚力的希望,像指望狗改吃屎一样妄图通过“整党”来改变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通过改良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以便保证其“可持续剥削”,维护国有资本集团的统治。

资产阶级会不会由于内部缺乏凝聚力不得不推行“颜色革命”是他们要权衡的问题。一方面,如果工人阶级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那么资产阶级的民主是维护其统治的最有效的政治制度(如美国和西欧)。另一方面,如果工人阶级不认同私有制的人甚多,那么资产阶级很有可能宁愿保留“专制制度”也不敢实行“民主化”,因为他们唯恐群众不尊重个人财产的“神圣性”。比如说,苏联解体时的人民虽然已经饱受了本国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压迫,但是他们对私有制还抱有幻想,还认同私有制,因而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西方民主的形式成为资本统治的有效工具。但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对私有制的幻想已经被这30来年的现实破灭了很多。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要搞“民主制”,他们不得不担心否认私有制的“多数人的暴政”,就像希腊债券危机时,资本主义世界异口同声地反对希腊人民的公投,因为那是一人一票,而不是一元一票。前者有可能造成老百姓“不负责任”地否决拯救资本的“救市”方案。

有些自称为马列毛主义者的左派笼统地把“颜色革命”看成是最坏的结局,这是没有根据的。这些人一方面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性,尤其是所谓“老工人”的觉悟性,另一方面又极力反对“颜色革命”的结局,真是让人费解。如果“颜色革命”真的是对工人阶级来说最危险的结局,那么这一结局实现的可能性反而就最大,反而是最有利于资本的统治。这是因为所谓“颜色革命”的实质要么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私人资本势力的壮大,最终有能力替代国有资本集团的变革,要么是因为国内劳资两大阶级矛盾的激化,国有资本集团无法继续维持资本的统治。他们需要发动一场“颜色革命”,实现领导层的“换马”,继续维持其阶级统治。东欧修正主义上台后的国家发生“颜色革命”,就是这个原因。

至于中国的统治阶级会不会用“颜色革命”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程度,二是看国内两大阶级矛盾的激化程度。因而,资产阶级是否会在中国推行“颜色革命”,可以说是衡量中国工人阶级斗争水平的一个标志。波兰的团结工会之所以未能推翻资本的统治,反而成为私人资本推翻国有资本集团的主力军,就是因为他们虽然具有组织能力和战斗力,但是他们缺乏阶级觉悟。这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工人阶级大不相同。正是因为中国老百姓拥有强烈的“仇富”心理,如果中国的资产阶级中的一派胆敢发动“颜色革命”的话,我们反而更有可能因势利导,推动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混战中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那些唯恐中国出现“颜色革命”的人,其实有意识无意识地恐惧的是中华帝国梦的落空,而不是这一事变对工人阶级的打击。

目前国有资本在中国的统治比前苏联要稳定,毕竟它已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私人资本虽有怨言,但也依附于它,暂时离不开它。只能是缓慢地变革,突变的可能较小。故颜色革命在中国暂时还没有市场。颜色革命一旦在中国出现,只能是资产阶级无法统治下去时迫不得已的选择。这种情况更有可能造成革命的机会。但即便换色,也不会像苏联那样土崩瓦解,毕竟中国资本主义的统一市场已经形成,生产关系不需要做任何改变,最多也只是微调。

我们有些自称为马列毛主义者的人口口声声说要反对西方民主,要反对“颜色革命”,要提防西化派上台,但是薄熙来案恰恰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预演,恰恰是薄熙来采用了资产阶级政客惯用的那种忽悠民众的手段,获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我们这些口头革命派不是引导人民如何以马列毛主义的革命性原则去识别和提防资产阶级政客,反而成为这些政客的游说者和吹鼓手,成为他们欺骗人民的帮凶!

这些最怕中国出现“颜色革命”的左转派、狭隘民族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行为恰恰是在为“颜色革命”铺平道路。当人民群众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救世主、精英和铁腕人物,也就是“好”政客身上,而不是自身的组织能力和战斗力上的时候,“颜色革命”出现的概率反而最大。薄熙来和叶利钦有个共同点:都是得民心的以往体制的挑战者。

我们致力于中国工人阶级崛起的马列毛主义者,对中国各种政治主张进行阶级分析时,一定要从当前现实的国有资本统治集团的经济基础出发,认真地分析这一集团生存的条件和他们所面临的选择。否则我们不能很好地解释当前民族主义情绪相比20年前为何高涨,它的经济基础是什么等等的问题。这一集团当前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象俄罗斯那样量力而为地与列强抗衡,“不当孙子力争霸”,这就是中国强国派、争霸派或特色派的主张;要么象日本那样“甘当孙子不争霸,美国咋说咱咋做”,也就是中国亲美派、普世派或宪政派的主张。目前来看,前者是越来越强,而后者的观念(除了铁杆亲美派以外)也在改变,就连在野的,以南方报系为代表的普世派或宪政派也对中国军事能力的提高表示振奋。由此可见,致力于中国资本的崛起,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试论特色资本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再解放之路

之四:主要矛盾和国际局势问题

第四章  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不是帝国列强和中国之间的矛盾

(一) 主要矛盾的证据和分析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上,左派内部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基于以上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中国社会都有哪些基本矛盾呢?我们看得到的几个是:(1)人民内部诸如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各种矛盾(包括国内不同民族人民之间的各种矛盾);(2)大、小资产阶级之间诸如城乡结合部层出不穷的房地产开发与拆迁、城管与摊贩一类的矛盾;(3)统治阶级内部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矛盾(包括国内不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4)中外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即国家之间的矛盾,或帝国列强与中国之间的所谓“民族矛盾”;(5)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

一个社会的所谓主要矛盾也就是那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最激烈的矛盾,也就是一个政权使用其手中掌握的国家暴力(军队和警察)所要应对的矛盾。

那么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哪一个呢?上述矛盾中,前两个是资产阶级造成的,这些矛盾一般都不算激烈。人民内部矛盾顶多是吵吵架,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在毛泽东时代就不是对抗性的。当今国内民族矛盾的激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是阶级矛盾的反映。大、小资产阶级之间诸如城管与摊贩一类的矛盾除了极个别的,一般都不需要调动武警。第三个矛盾,即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只有在像美国内战时期那样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当前国内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有时会激化成对抗性的矛盾,但是离主要矛盾还有十万八千里。第四个矛盾,即中外资本之间的矛盾只有在帝国践踏中国的领土主权时候才会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因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长期以来就是占人口绝大多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表现在政权最担心的敌对势力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表现在巨量的“维稳”开支上,表现在日益庞大的国家机器上,表现在对人民越来越全面的监视上。明显地,当前动不动就出动武力镇压中国工人运动的完全是中国的当局,而不是美国大兵,不是日本宪警或其它任何外国的军人或警察。因而,当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为资本服务的“狗腿子”而不是为外资服务的“汉奸”。

有一些打着“毛泽东思想”旗号的狭隘民族主义者把另一些反对当局的马列毛主义者称为“左派带路党”。这些人武断地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渗透、控制、操纵是当前的主要危险,阶级矛盾要退居次要地位。他们认为,出于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美国希望中国乱,希望中国四分五裂,因此他们简单地认为所有反对中国当局的行为实质上都是在为美帝效劳,都在客观上帮助了美帝国主义。

即便他们对主要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他们的结论也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按照他们的逻辑,1931年日本已经开始占领中国的东北,那么毛主席在南方中央苏区领导的武装斗争不就更是“左派带路党”的行为了吗,不在客观上帮了日本的忙吗?他们的论点和国民党反对派对共产党的攻击有何区别?他们“稳定压倒一切”的论调和蒋介石的“攘外必须先安内”又有何区别?即便是民族矛盾占首位,毛主席也是反对“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王明路线,也是反对阶级投降主义,也是强调人民群众的独立自主性。这是因为如果当时的抗战真的是一切依靠国民党,依靠蒋介石,那么抗战的结局就会像印度,即便是日本投降了,中国仍然不会摆脱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控制。因此,即便是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仍然不能把反帝的领导权寄托在反动当局身上。何况当前没有任何证据来说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列强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如果有,从何时起这一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从来没有对此做过论述。
(二) 驳狭隘民族主义
今天的中国并没有沦为殖民地或被殖民化的危险。相反地,当前这些人所谓的“民族矛盾”就是正在崛起的以国有资本为代表的中国大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列强之间的矛盾。不管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他们扮演了“保皇派”的角色,维护的是以国有资本为代表的中国大垄断资本的利益。其中有些人甚至希望中国能够替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以为这样的话,他们也能像帝国公民那样的富有,指望在中国称霸世界的盛宴上多捞点残羹剩饭。

但是他们不懂得、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为资本“大国崛起”而献身的“爱国主义”是虚伪的,是反动的,是在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他们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会反问,“不爱国难道要卖国吗”?那么我们想一想,维护中国在中东和非洲(比如在南苏丹石油)的投资属于“爱国”行为吗?支持中东和非洲人民反抗中国资本对他们的压迫属于“卖国”行为吗?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在自己的国土上抵抗外敌侵犯的爱国主义是进步的,是正义的,但是一个为了在本土以外寻找资源、寻找市场而提倡的扩张“爱国主义”就是反动的帝国主义行为。中国资本大举进军非洲的初期,当地人民热烈欢迎。但是不久他们就发现中国的资本和西方的差别不大,非洲人民的反抗就越演越烈。中国的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是在支持非洲人民的反抗呢,还是站在中国资本一边维护资本的利益呢?答案明显的是后者。其实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由此就没有任何权力批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了,因为他们的“爱国主义”是缺乏客观区分正义与非正义标准的“爱国主义”,是以我为中心的。符合我的利益的就是“正义”的,否则就是“非正义”的 “爱国主义”,是维护本国资本利益的“爱国主义”。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实质上是大国沙文主义者,或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他们不懂得、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只有毛主席在抗战时期所分析过的正义和非正义的爱国主义才是具有客观标准的爱国主义。这就是受压迫民族的爱国主义是反帝和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是这些民族的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因此它是进步的或者是革命的;压迫其他民族的发达国家的“爱国主义”就是反动的法西斯的“爱国主义”。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爱国主义”就是反动反共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之所以是反动的是因为它是为本国垄断资本扩张服务的,是为了转移国内工人阶级的斗争矛头的“爱国主义”。有了对外的侵略战争,这些帝国就有望克服生产过剩,转嫁国内危机,转移国内人民视线,压制本国工人阶级的崛起。当今我们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所推崇的“爱国主义”不正是后者吗?
他们不懂得、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帝国梦的代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在各自的“爱国主义”号召下相互残杀,伤亡惨重。二战中的德国和日本人民又一次在“爱国主义”的号召下为本国的统治阶级称霸世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的号召下,为美帝国主义在世界的霸权地位不断地在朝鲜战场,越南战场,伊拉克战场和阿富汗战场上充当无谓的炮灰。

他们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不懂得、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百多年前“大国的崛起”时期,技术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面对着的是像满清帝国那样腐朽、不堪一击的封建王朝。当今的世界早已不是一、二战前的那种世界被各帝国瓜分了的情况。美国在二战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后,成为独霸世界的超级核大国。在这一条件下,指望以中国这种畸形、臃肿、外强中干的资本势力来取代像美国那种虽在没落,但根基仍然雄厚的资本霸权,这一帝国梦,只能通过穿越核战的废墟、趟过遍布世界的血海和爬上堆积如山的尸体来实现。并且,一个有能力在国际上称霸的统治者就更有能力在国内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因此,对中国的工人阶级来说这些人的帝国梦才将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一场真正的浩劫。

他们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不懂得、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美帝国主义将被证明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帝国。他们所鼓吹的就是要把中国人民当成其实现帝国梦的炮灰,其中的一些人很有可能,为了防备工人阶级的崛起葬送了自己的帝国梦,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中国大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帮凶。

为了自己的帝国梦,这些铁杆保皇派们危言耸听地警告人民,如果大家不保皇,执政党垮了,中国就会四分五裂,人民就会遭殃。他们单拿苏联的解体做例子,但是全然不顾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加盟共和国,且俄罗斯族在其他加盟国中属于少数民族的事实。在中国,一方面除了西藏和新疆以外,其它少数民族地区汉人占绝大多数,另一方面,当今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各地区经济上相互严重依赖的统一的经济体。这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各地军阀混战的经济基础全然不同。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国,国土的大小(除了战争的影响以外)对经济的影响不大,因而才有军阀混战的可能。当今的中国,市场是全国性的(尤其是大企业,很少有仅仅依赖地方市场生存的资本势力),资源是全国性的(如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对于西、北部能源的严重依赖),地方的独立几乎不可能,也不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四分五裂的结局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也只能是暂时的。按照保皇派的逻辑,北伐战争就不该打、解放战争就不该打、美国的南北战争就不该打,因为一打仗,人民就会遭殃。他们根本就不懂阶级斗争的规律。当前的执政党将来有可能四分五裂,成为几个相互竞争的政党,但是所有的政党争夺的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不是分而治之的一片小国。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没有再分裂,其它经过“颜色革命”的东欧以单民族为主体的国家也并没有四分五裂就是证明(原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乌克兰都是非单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因而它们的解体对中国没有借鉴意义)。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问题上,表面上看好像主要的分歧是在马列毛主义者和狭隘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但是,种种左派内部,包括自称为马列毛主义者在内的思想上的混乱,其实它的根子就是由于立场上、世界观上和方法论上的不同,因而造成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分歧。正因为很多人对主要矛盾的模糊,才会有分不清敌我友的问题,才会有不知如何区分统一战线和利用矛盾的问题,才会有对改良的错误认识。
有了正确的阶级分析,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看清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着手讨论工人阶级如何崛起的问题以前,我们还必须对当今的国际形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第五章  我们处在一个全球资本危机、帝国争霸前夜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正像我们不能脱离中国资本和世界资本的关系来谈中国的问题,同样的我们不能脱离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危机来谈论中国工人阶级崛起的问题。因此,我们首先要懂得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来龙去脉,然后认真地分析一下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关系。

(一)生产过剩仍然是资本主义危机和现代资本帝国产生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的过剩,而不是其它的如资源危机或生态危机等等。
这是因为,资本的生产是为了利润。但是只有在社会生产的总产出大于工人阶级的总消费才有资产阶级整体的利润(这里可以不考虑资产阶级的奢侈消费、固定资本的折旧和维护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等等的需要,因为这些都可以看做为产出的折扣)。换句话来说,也就是所有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加到一起要多于所有工人所购买的产品总和才有老板们的利润。工人总体生产的产出和工人总体生活的消费之差就是资本总体的利润,且差别越大,利润越大。但是这一利润只有在能够形成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时才能实现,否则就是一堆卖不出去的商品。这就是生产过剩。

自古以来,人类都是消费不足,只有生产过剩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是由于消费下降引起的,而是由于产出的增长超过了消费的增长,而且往往过剩的产品还不是消费品。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产出和消费的同步增长,它就有可能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像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苏联到其解体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但是资本主义一般不是铁板一块的单一集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苏联的解体说明单个集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除非特殊需要(如战争时期),资产阶级内部一般不会自动地协调相互的生产,而且单个资本的生产扩张一般不会直接地造成其产品的过剩。相反地,采用新科技、新技术进行大规模扩张的资本集团往往会使得其单位产品的成本和价格都下降,因而会使得扩张相对不足的资本集团的产品竞争不过,成为过剩的产品,从而挤垮后者。这就是资本集团之间竞争的结果。因此单个行业的生产过剩是资本集团竞争的手段。

但是单个资本集团在行业内部的“理性”行为成为资本主义整体的“非理性”行为。为了生存,每个单个资本集团都拼命地扩张其生产规模,因而造成资本主义总体生产规模的扩张。但是这一总体的扩张只有在高于工人阶级总体生活消费的增长时才会有资本总体利润的增长。因此一方面资本为了利润的增长就不断地扩大工人生产的总产出和工人阶级总消费之间的差别。但是另一方面只有资本通过进一步地扩大生产,才能把那些过剩的产品卖掉,才能实现那些过剩产品到利润的转换,才能避免产出和消费的差别成为生产的过剩。但这生产规模的扩大将使得往后的生产过剩危机就更加严重。一旦资本对将来那些过剩产品到利润的转换失去信心,也就是对产能泡沫式的不断扩张失去信心,经济危机就必不可免。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根本矛盾,也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

要缓解生产过剩危机不外乎以下几个办法:要么通过开拓新的市场来消化过剩产能(如发现新大陆或拉中国加入世界资本体系),要么通过新科技对原有固定资本的淘汰来缓解产能过剩(如电视有一段时间几乎淘汰了电影,手机几乎淘汰了座机,数码相机基本上淘汰了胶卷相机,或汽车和飞机在美国基本上淘汰了火车等等),要么通过自然灾害(直接破坏产能)或通过战争(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是一片废墟)来破坏过剩产能。没有新市场,没有新技术,没有自然灾害或战争,那么产能的过剩就只有通过经济的危机来解决。实力弱的资本集团在经济危机期间不得不破产,这样就有可能淘汰大量的过剩资本,使得产能与市场重新恢复平衡。

帝国主义产生的起因原本就是为了缓解国内的生产过剩。它通过对殖民地的倾销和掠夺开拓了自己的市场,获得了新的资源,缓解了国内生产的过剩,因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帝国主义后期的发展才由商品的输出转向资本的输出)。美国的新殖民主义起先也是通过对它国政治和经济(市场)的操控来造就新的投资机会和倾销自己的过剩产品,以此来转嫁国内的生产过剩危机。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使得市场进一步地开拓,暂时地缓解了帝国国内产能过剩的危机(中国加入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把后者从7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直到80年代中期也没有明显缓解的总危机趋势推迟到了2008年才又一次爆发),结果却是后患无穷的世界范围的产能过剩!如果近期没有重大的新科技来开拓新的市场或強行淘汰大量的旧有固定资本(假如一种新的化工材料可以完全替代钢材的话,或一种新的科技使得光伏产品的造价成为极其底廉,进而几乎可以完全替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话,这些新科技就会大量地淘汰类似钢铁或能源等行业旧有的固定资本),世界范围的产能过剩就只有通过更深刻的经济危机来摧残过剩的产能,以便恢复产能与市场的平衡。但是各国资本都希望通过摧残它国的产能来缓解自己的产能过剩,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战争才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危机的集中表现。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的一个根本原因。

相反地,资源的枯竭,生态的破坏并不造成资本危机,反而会造就新的投资机会。中国的风电、光伏等行业前期疯狂地扩张和近三年严重的生产过剩,恰恰是因为生态危机还没有“及时”到来。依此来看,资源的枯竭本身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会影响人与人的矛盾,但不直接是人与人的矛盾,因而并不会直接威胁资本主义,就像日本2011年的大地震并没有威胁日本的资本主义。其实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早就讽刺地说过,人类石器时代的终结并不是因为当时石料的耗尽,因此他们并不担心石油危机,且相信新的能源一定会替代石油而产生。同样的,当前遍布华北的严重雾霾反而会给淘汰污染严重的工业产能和雾霾治理投资造就新的机会,从而拯救当前资本主义的危机。由此可见,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也不会因为任何资源的匮乏或生态的破坏而告终。
(二)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并不缓解帝国之间的争霸斗争,它只改变了帝国之间争霸的范围和形式
帝国主义不是一个阴谋,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各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使得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争夺市场和资源。这一争夺市场和资源的斗争迟早会引起战争。

二战以来近七十年时间没有世界范围的战争。这不是因为世界太平盛世到来,不是因为经济全球化、资本的相互渗透、相互依赖使得帝国之间的战争成为历史,而是因为目前,除了二战后和美国同时成为超级大国的苏联以外,还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足够强大到有能力跟美国抗争的地步。

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霸权已经六十多年了,作为最大的工业国有一百多年了。它再继续维持半个世纪的世界霸权的可能性不大。美国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它的霸主地位,它可从金融霸权那里获得巨额利润,它就不再大搞实业经济,它把生产都放在其他国家去,它已经空心化,因此它的经济实力早已下滑,它越来越靠自己的金融霸权和军事霸权来维护它的世界霸权。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充分反映出它的腐朽性和脆弱性。后来它依靠滥印钞票来维生,进一步地表现出它的寄生性。

美国的霸权主义维护的是美国资本的利益,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全球资本的共同利益。象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表面上是一个协调各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分歧的机构,但是这些机构的实质是为美国独霸世界服务的。美国所捍卫的游戏规则是以它自己的利益制定的,又是以它的利益的变化而变更的。比如:二战后固定汇率对它有利,它就推行固定汇率。70年代初固定汇率支撑不了了,它就擅自废除固定汇率,反而指责其它国家操纵汇率。当美国的经济还处在较为强大的50-60年代时,它极力推行自由贸易,但是一旦其它国家像日本的经济实力强大起来,美国又强调“公平”竞争,迫使日本80年代“自觉地”限制它的汽车对美国的出口。稍后,它还迫使日本接受日元大幅度的升值,造成日本近20多年经济的一蹶不振。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在日本有驻军。日本是敢怒不敢言。其他国家如拉丁美洲和亚洲90年代所面临的经济危机,美国都通过IMF和世行在这些国家强力推行提高利率,减少政府赤字,和私有化的政策,反对这些政府的救市。但是一旦它自己遇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它反而降低利率,增加政府开支,接管破产资本为国有,全力救市。当今影响世界经济最大的机构莫过于美联储,但是美联储从来都是仅仅从美国和华尔街的利益出发来考虑经济问题的。当前美国为了华尔街的利益可以滥印钞票,但是日本刚刚想要模仿美国大印钞票,美国就对它瞪眼,很不满意。G20讨伐日本的货币政策,但G20没有人敢指责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一贯执行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双重标准,这就是帝国主义的霸道。

除了政治和经济手段以外,美国终究还是需要依靠它的军事霸权去维护美国资本在全世界的投资,维护它从中得利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否则它不会每年花费巨额军费去维持自己的军事力量。反过来说,美国的军队、核武器、航母必须是按照华尔街的利益行事,而不是按照伦敦、巴黎、柏林、东京、莫斯科或北京的利益行事。美国特别在乎这个。即便是对待其最紧密的北约组织盟友,它也规定美国军人只能服从美籍军官的指挥,其它欧盟国的军官无权指挥美国的士兵。

我们有些人被一些假象所迷惑了。他们认为既然主导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是超大型的各种跨国公司,其生产是世界性的,市场是世界性的,投资者也同样来自世界各地,因而资本无祖国。但是,这是一种假象。虽然资本投资无国界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结果,依此认为资本无祖国就完全错了。

鉴别一个资本集团的国籍不在于其主管或控股者的国籍,不在于其总部的所在地,而在于其资本投资重心的所在地,最终在于是哪个国家的政权会不惜动用武力来捍卫这一资本集团的利益(不光国际资本有国籍,连国内资本都有籍贯。比如,当山西省强行收购省内小煤窑为国有时,出面代表温州炒煤团利益与山西省政府谈判的竟然是浙江省政府!)。

因此,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并没有废除资本的祖国,也不会消灭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不是铁板一块,各国资本都有各自的算盘。全球化并没有使得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述过时。相反地,它进一步地验证了列宁基于辩证唯物主义所赋予的精辟的洞察力和远见。

正因为资本有祖国,欧盟才不顾美国的一再反对,试图通过自己独立的导航系统和航空制造业(空客)壮大自己的武装;日本才试图以钓鱼岛的冲突为借口来恢复自己的军事实力和独立性,摆脱美国对它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控制;中国才大搞航空、航天、航海和航母技术。这些都是为了维护各自在世界各地的投资,扩大自己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话语权(比如,在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前,如果中国能够在中东停泊那怕一艘航母,战争的结局就会大不一样,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也不至于遭到上百亿元的损失)。

因此,一边是工业上相对强大的欧盟、正在崛起的中国、试图复兴的俄国和不甘永远“当孙子”的日本,另一边是日益衰落、但是仍然占有世界霸权地位的美国。它们之间的冲突和抗争(通过军备竞赛、局部摩擦和势力范围边缘地带的代理战争)只会越演越烈。一山容不得二虎,世界由美国独霸到一个多元鼎立的世界其实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奏。列宁关于只要有帝国主义就必然要有战争的论断完全没有过时,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乌克兰的危机就已经打响了帝国争霸的序幕。核武器的存在只是改变了这一帝国战争的形式。到最后美帝必然要动用它所有的军事力量,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它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我们对此不能有任何幻想。

面对着这些事实,我们一些自以为是的理论家竟然轻率地断言“列宁对他那个时代帝国主义的论断已经不适用于今天。今天全球只有一个帝国主义,或者说是帝国主义体系”,“今天全球帝国主义体系的这种结构与特点,与列宁时代的也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列宁时代对于帝国主义的很多观点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现实了,譬如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对这些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的人,我们除了希望他快快地觉醒过来,不要继续做梦了以外,还能说什么呢?
(三) 美帝国主义是人类最后的一个世界霸权
虽然美国至今仍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世界霸权,但是我们也可以断言它是最后一个世界霸权。不像二战以后美国替代了英国,英国早先替代了荷兰那样,一个新的超级大国替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权是不大可能的。一是因为美国手里拥有炸平世界好几遍的核武器,它会做垂死挣扎。二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迅速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在世界各国人口中的比例,且近半个世纪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已经达到了满足人类所有人温饱的水平(即物质已经“极大丰富”),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具有颠覆私有制特征的信息革命(比如开源软件、信息共享冲击着以往的私有观念和任何封锁信息的试图)把全世界的人民融入在一个“地球村”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空前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人民决不会坐等霸权相争的结局,坐等新霸主的来临。

战争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危机的集中表现。没有什么比战争更残酷,但是没有什么比战争更教育人。它把金融寡头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不惜毁灭全人类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它淋漓尽致地展示出资本主义的丑恶和荒谬。人类要想避免战争的摧残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要想推翻帝国主义就必须从根本上埋葬资本主义。在帝国核战争的威胁面前,共产主义是人类要想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

只有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的霸权和任何其它国家的霸权,才有可能打败帝国主义。这一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会教育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就像妇女的解放斗争教育了男人,黑人的人权运动教育了白人,美国人民如想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最后也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这迟早也会教育美国人民。

美国人民有很多优点,最主要的是没有等级观念,没有奴才性,不迷信权威,且有强烈的维权意识。目前美国人民还认同私有制,还看不清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他们还有强烈的主人公精神和正义感,好打抱不平、见义勇为。这些也正是美帝需要的。只要它能够欺骗美国人民,把自己的对手妖魔化,它就能够鼓动美国人民为它的帝国主义服务。因此,任何国家和美国争霸都更有可能使得美国人民成为美帝称霸的炮灰,使得美国人像二战那样团结一心。只有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霸权才会像美国的侵越战争那样教育美国人民,促使美国人民的觉醒。

美国70年代在越南打不下去了不是因为它没有足够的武器,也不是因为它没有足够的决心,而是因为侵越战争不得人心。美国士兵亲眼看到他们遭遇到越南人民男女老少一致的反抗,摧毁了他们以为自己是帮助越南人民抗击“共产主义扩张”的谎言,这才觉悟起来,这才使得战争打不下去。美国人民在全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中迟早会觉醒起来,她们不会允许美帝国主义用核武器去威胁全世界人民。一旦美国人民觉醒起来,崛起了,那些核武器就不管用了,美帝的霸权地位就崩溃了。

同样,中国“特色”资本与帝国争霸的崛起争斗也会教育中国人民。这是因为一方面全世界人民不光是反对美帝的霸权主义,他们也会反对任何形态的霸权主义,他们决不会允许在一个旧的霸权被推翻以后,让一个新的超级帝国去替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他们的反霸斗争会教育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一个除了民族主义以外没有其它任何凝聚力的,连资产阶级民主都不敢实行的,仅仅依靠严格监控人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草木皆兵、极其脆弱、毫无自信的政权是动员不了自己的人民充当其争霸的炮灰。在其争霸的过程中,人民迟早会问:为什么只许资本的崛起,不许人民的崛起?为什么要打压人民捍卫自己权益的能力?
因此,只有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越南人民、菲律宾人民,以及其它所有的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才有可能打倒美帝的世界霸权,把人类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从历史上看,一战造就了一个十月革命,二战造就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下一次的帝国争霸拼斗一定要埋葬资本主义。由此我们可以断言美帝国主义是人类最后的一个世界霸权。

今后半个世纪的大趋势就是帝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斗争的加剧和世界人民的抗争、工人阶级的崛起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最后的结局还是毛主席说的那样,要么是战争引起革命,要么是革命制止战争。国际歌里面所说的“这是最后的斗争”终于到来了!美帝国主义的灭亡之日就是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到来和迈向共产主义之时!

试论特色资本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再解放之路

之五:工人阶级的崛起

第六章  工人阶级再崛起之路

(一)反帝反霸的领导权属于即将崛起的工人阶级
只有工人阶级的崛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其它资本势力的壮大仅仅会动摇美帝的世界霸权,但是帝国主义仍然会统治全球。在这场全球反帝、反霸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当然要利用列强之间的争霸斗争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如果我们把反对美帝的领导权拱手交给与美帝抗争的其它列强,例如正在崛起的中国“特色”资本,指望它去带领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那我们得到的就只能是一场灭绝人类的灾难。

一个工人阶级而不是一个“特色”资本掌权的国家一旦崛起,它必须是一个反霸而不是一个争霸的强国。它与世界列强争夺的不是市场和资源而是人民自我解放的权利。它会团结全世界的人民,组织成一个广泛的反帝反霸的统一战线。

反霸者像毛泽东那样追求的是把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宣传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道理,抗强扶弱,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反帝、反美和所有的反霸斗争。比如说在中东问题上,反霸者就不会允许美帝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去干预石油国的内政。

中国人民50年代的抗美援朝斗争就证实了只有像毛泽东那样的一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当时并不富裕的中国先是在朝鲜战场上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霸权进行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较量,尔后就有全力支援越南反美斗争、无私援建坦赞铁路建设等等一系列的举动,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在联合国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言人。

争霸者正好相反。他们是狂妄的暴发户。不像日本和德国的统治者那样,中国资本的崛起还算一路顺风,还没有栽过大跟头,因而他们还不懂得争夺霸权的代价。这些争霸者鼓吹“中华民族的复兴”,期望的是媳妇熬成婆,受压者翻身压别人,出人头地,当老大,狭隘民族利益优先,欺软怕硬,窝里横,面对其他民族的灾难幸灾乐祸、趁火打劫,口头上说的是“永不称霸”,心里想的和行动上做的是韬光养晦缓称霸。比如说在中东问题上,当今的争霸者就会和西方列强狼狈为奸,默许帝国的霸道行为,为将来自己称霸做准备。

今天这个自称为“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宣布它“醒了”。但是“文明的”狮子也只会吃肉,只有吃饱了它才会是“和平的”,连台湾的民众都感觉到了大陆资本扩张的威胁,奋起反抗新自由主义的“服贸协议”。

因此,人类的希望就在于工人阶级的崛起,尤其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重新崛起。
(二)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些特征
由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工人阶级,且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马列毛主义者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都应该是为工人阶级的重新崛起服务。工人阶级要崛起,就必须提高自己的阶级意识、组织能力和战斗性。这三点既是我们的短期目标又是我们的长期目标。短期没有这三点,工人运动不得发展。长期来讲,没有这三点,即便是它暂时地夺取了政权也会像走资派上台后的前苏联或中国那样的重新丧失政权。

尤其是中国的工人阶级曾经是个实实在在当过家做过主的阶级*。只是由于它没有及时地铲除走资派赖以生存的官僚特权这一资产阶级法权的特殊形态,没有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本阶级与其政党之间的关系,因而未能把类似文革中涌现出的那种半独立的群众组织作为监督各级领导的常态形式,最终它失去了自己当家做主的地位。因此,中国的工人阶级从其自身的经历中深深地领会到掌权相比夺权难。要重新掌权,没有本阶级高度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是不可能长久的,历史的悲剧还会重演。
【*这里证据至少有三:首先,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端的是铁饭碗,吃的是大锅饭。与近30年的宣传正好相反,这才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必要条件。否则给领导提意见的工人就有可能被扣奖金、工资,甚至开除。但是仅有铁饭碗还不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地位。因此证据之二是毛泽东时代广泛实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原则,这就更直接地证明了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地位。但是本阶级当家做主最直接的、最明显的证据还要算文革中的派仗。打派仗虽然不好,但是它反而说明了中国的工人阶级确实有当家做主的愿望,有过当家做主的权利,有过当家做主的行动。如果工人阶级没有此权利,它就根本没有打派仗的资格,也没有派仗可打!但是右派的反驳“因为那种权利是毛泽东恩赐的,所以他可以随时的收回,因而工人阶级并没有当家做主”是经不起推敲的。这种说法实质上以为在阶级社会里,一个阶级要想当权可以不通过自己的政党去实现,以为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可以没有自己的领袖人物去体现。事实上,毛主席当时如果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那他就不配为工人阶级的领袖,毛泽东主义也就无从谈起。】

回顾近30多年来工人阶级的斗争历史,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时期的斗争有较鲜明的政治性和战斗性,但是那场斗争是个退却战,且已经基本结束,所谓的“老工人”多已退出生产领域。因此,就如何分析工人阶级的斗争问题来说,新、老工人的划分在90年代或有价值,但是今天把国企工人当做“老工人”,私企工人当做“新工人”一类的分法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今天的产业工人基本上是以正式工、合同工和派遣工等等来划分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问题也是要以此为基础来讨论。

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重新崛起,从组织上来讲好像基本上是从零开始,但是从思想、理论和经验上来讲,他却站在世界工人运动的一个制高点上。他所考虑的不光是如何重新获取政权,他还要考虑如何防备历史的悲剧重演。

他懂得,光有阶级的觉悟和阶级的组织还不足以实现阶级的崛起和解放。工人阶级要解放,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战斗性。否则像工联主义者那样承认劳资的区分,但是主张劳资的和谐与共赢,把工人群众在工人运动中所造就的阶级意识和组织性引导和局限在分蛋糕的游戏上,因而实现不了工人阶级的解放。
因此,工人阶级要重新当家做主的那种社会主义只能靠一场推翻私有制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来实现,而不可能靠所谓“复兴”所能完成。后者只不过是“和平过渡”的翻版。

但是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组织能力和战斗性只有通过它与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长期不懈斗争中才能提高,不是一两次大的经济危机就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工人阶级重新崛起还是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有几个必不可免的阶段。
(三)工人阶级崛起过程中的几个阶段
一般来讲,工人运动首先是从个人抗争到集体抗争,然后是从自发的集体抗争到有组织的集体抗争,再后是从反抗单个资本家为目的的有组织的集体反抗到以反抗整个资产阶级为目的的,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形式组织起来而进行的阶级反抗,最后是从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到与其决战,取而代之,建立无产阶级共有制*的阶级专政,以便为最终消灭所有的阶级压迫铺平道路。所有这些阶段都是工人阶级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阶级意识、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过程。
【*共有制,即全民所有制的表现形式可以是人民当家做主条件下国家所有的公有制,但是人民不再当家做主的“公有制”就不是共有制,如当前的国有资产。希望今后的左派就不要再拿定义模糊的“公有制”说事,不要无意帮当局骗人。】
我们目前所属的阶段还是从自发的集体抗争到有组织的集体抗争的阶段。
在目前这一阶段,工人运动还不缺乏战斗性(风起云涌的罢工潮就是证据)。改良主义目前似还不是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尽管工运当今只能从事改良的事业不等于从事工运者认同改良主义。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警惕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但是从挺薄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出改良主义倒是小资产阶级“左派”的主要倾向。
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提高
如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是目前的首要问题。相对解放前的中国工人,现在的工人阶级不缺乏文化(能写会唱的人才到处都是),不缺乏知识(至少初中,且大学生越来越多),不缺乏信息(普遍都能手机上网,信息唾手可得)。相对来讲,他们缺乏的是意识,尤其是新一代的工人,缺乏的是革命的意识,阶级的意识,自我解放的意识。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那种通过个人奋斗达到个人解放的思想在工人阶级中还占有统治地位,他们的多数还看不到团结的力量,看不到阶级的力量,尤其是新一代的很多工人甚至不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许多人对创业还抱有希望,不断地打工挣钱-创业-破产-再打工-再创业-再破产-再打工。他们的斗争因而还往往停留在个人抗争的阶段,还没有上升到普遍的集体抗争的阶段。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新一代的工人阶级具有它特殊的斗争性。为了生活,他们背井离乡,甚至妻离子散,他们痛恨自己的现状。他们富有战斗性,他们对老板稍不满意就跳槽,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出路,因而他们不怕被老板开除,不怕暂时找不到工作(大不了回家种地),结果迫使资方不得不用扣押他们薪金的方法来拴住他们(相比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因为怕辞职没有收入或罢工领不到失业救济,反而不敢轻易地与资方如此抗争)。
这些工人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慢慢地认识到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道理,慢慢地不愿为每次跳槽的高价成本埋单,意识到与其跳槽不如改变现状更有前途,意识到要改变现状就必须团结起来一起干,因而越来越多的自发的集体抗争爆发出来。这里面有的带头人抱着反正不在这里干了,走之前带领大家闹一闹,恶心一下臭老板的心情,因而他们不怕出头露面,敢于和老板抗争。

但是这种方法不利于建立长久的工人组织。要建立这样的组织,基层的工人领袖人物必须获得工人群众的保护。因此,在此类工人组织获得合法性以前,他们必须能够长期地隐藏在工人中间。合法性也只有在工人的大多数不怕坚持长久的罢工来捍卫自己的带头人的情况下方能获得。这就需要工人群众阶级觉悟的提高。
这种阶级觉悟的提高可以从小事做起。比如,深入到工人运动中去的组织者可以在日常打工和生活的细节上,做到一人有难,大家帮忙。通过这些小事让周边的工人体验到团结的力量。工人之间有了信赖,集体对付老板就更有信心。这是阶级觉悟升华的第一步。
工人群众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提高
伴随着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提高是其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提高。因此,目前工人阶级崛起的第一步就是由工人的个体抗争和自发的集体抗争走向有组织的集体抗争。这一步的典型表现就是成立以生产单位为基础的类似工会的工人组织。

工会是工人与资本抗争的最基本的组织。这是世界几百年工人阶级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我们一些马列毛主义者轻率地否定它,这是非常错误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把工人组织成一个个的为其服务的团队。工人对资本的反抗有个人行为,也有集体行为。集体行为最直接、最普遍的形式就是针对具体资本的集体抗争。为了使得集体抗争更有效,工人阶级自己的维权组织初期也只能是以这一团队的形式成立自己的组织。这一组织叫工会好呢,还是叫工人委员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好,还是其它的名称好,关系不大,关键是它必须是工人自己的组织。

跨行业的组织,乃至自己的政党都是离不开工人阶级日常生产过程中所自然形成的工人维权组织。问题不是要不要以生产单位为基础的工会组织。问题是如何保证工会是代表工人利益的,是工人自己的工会。在当今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体抗争和维权还没有组织化的情况下,工联主义算是个进步。它起码懂得工人即便是为了自己眼前的经济利益,也必须组织起来。那些仅仅强调个人抗争,强调自发性,或光强调经济利益,忽略有组织的集体抗争的人,连工联主义者都不如。

由于官方用专制的形式垄断了所有名义上的工会,中国工人集体抗争和维权的基本组织形式要么是夺回工会的领导权,要么是成立自己的独立于资本的工会。这一问题的答案只有在将来的实践中去探索。

除了工会一类的按生产单位为基础的工人组织以外,工人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还会形成以工人居住社区为单位的,以工人面临的具体社会问题为中心的其它的群众维权组织(如下岗工人的维权组织、外来工子女教育权益组织等),或以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为目的的各类群众组织(包括类似红歌会,反转基因等社会团体),以及利用现代通讯手段的各种网络圈子式的组织。在这里,马列毛主义者还应该利用一切合法的渠道,通过学习、锻炼,甚至娱乐活动,通过经济和政治的斗争来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也就是说,凡是有群众的地方,都有马列毛主义者工作的空间。

但是资产阶级绝不会坐等反抗资本的工人组织出现,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消灭之。
工人组织起来最起码的标志是一些带头人的出现。资产阶级对付这些工人领袖一贯的手法是软硬兼施地收买和镇压。他们懂得工人组织起来的危害性,尤其是以组织工人起家的执政党,因此面对着高涨的工人运动,他们宁愿牺牲一些眼前利益,暂时满足工人群众的经济要求,但是他们绝不要看到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组织出现、成长和壮大。
咱们看看被有些左派人物捧为“一切进步力量的领袖”薄熙来是如何对付工人运动的。
2002年轰动一时的辽阳工潮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经过工人们越演越烈地多年斗争,当局一方面在经济上大步退让,“偿还了数以亿计的拖欠职工的包括工资、劳保等项的大部分欠款,连一些久已拖欠的、个别老工人至死也不报偿还希望的大笔医疗费这次也一并偿还了。”另一方面政府逮捕了一批出头露面的工人领袖。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工人领袖姚福信和肖云良有期徒刑的决策据说是薄熙来不顾上下官僚的劝阻,一意孤行拍的板。

按理说,既然当局几乎能够完全满足工人们的经济要求,而且一批贪官由此落了马,说明他们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他们的斗争是有功的,但是为什么以薄熙来为首的辽宁省当局非要判那几位工人领袖有期徒刑,而不是对他们以功臣相待?

这是问题的关键。有远见有头脑的统治者在工人运动的高涨面前,他们宁可在经济上让步也绝不葬送自己的长远利益。相反地,这些工人运动的不成熟也恰恰表现在捍卫自己组织起来的权利和领袖人物的斗志上不如捍卫自己眼前利益那样坚决。像薄熙来一类的统治集团干将正是看准了工人阶级队伍中的这一致命弱点,通过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但是取缔他们的组织能力这一手段来分化瓦解工人阶级队伍,政府花了仅仅几亿元就有效地摧毁了工人阶级的反抗。这是所谓“老工人”和国有资本集团的斗争之所以是个退却战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上他们算是胜利了,但是由于工人维权的组织被摧毁了,政治上他们是惨败的。他们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葬送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但是我们一些目光短浅的左派网友还振振有词的以“这次的工潮善后大部分工人还是比较满意的”说教和薄熙来没有在国企改制中为自己捞一把的行为来赞赏薄熙来。

薄熙来在对付重庆出租车司机的罢工中也有同样的远见:满足工人群众的经济要求,但是以取缔黑社会的名义取缔工人斗争的组织和领袖。

这也是资产阶级的一贯手法:把工人维权运动的组织和领袖按照黑社会来处理。至于什么是黑社会,重庆的官员早已深刻地说明:与政府作对的就是黑社会。这和历代农民起义被皇朝看成是土匪黑社会,井冈山的袁文才和王佐被国民党的政权看做是土匪黑社会一样,“挑动”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的黎强被薄熙来认定为黑社会势力,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等九项罪名判了他有期徒刑。这些罪名是统治阶级对付罢工工人的典型罪名。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组织出租车司机“闹事”的那些人是否是黑社会是个次要的问题,是工人阶级内部的问题,不是依靠资产阶级政权来解决的问题,就像无论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多么的黑暗,那是伊拉克人民要解决的问题,不能作为美帝侵略的借口一样。在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上,不论是不是,资产阶级一贯地把与政府作对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当成黑社会来看待,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薄熙来也不例外。

薄熙来“打黑”后重庆的“治安”大大“好转了”说明不了问题。统治阶级强大的地方,尤其是“铁腕”上台的话,“治安”当然要“好些”,但是对人民不一定好,如希特勒上台后的德国。世界上这些大流氓镇压小流氓的例子有的是。重庆的治安“好转了”,但是有何证据说明人民组织起来维权的能力是提高了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要看的不光是人民的眼前利益,我们时时刻刻更要看到的是人民的长远利益。这一长远利益的实现只能靠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提高来完成。具有这一革命性的工人阶级队伍才是统治阶级最为恐惧的力量。

薄熙来一方面说“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并主张成立“出租车司机协会”以便政府与出租车司机的沟通,另一方面却镇压像姚福信、肖云良和黎强这些带头“闹事”的人物,目的是杀鸡给猴看,让老百姓知道以后有话“好好说”,但不要组织起来和政府作对。

但是工人阶级唯一的力量就是团结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团结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工人阶级要崛起就必须把自己的组织看成是和自己的生命一样才有可能。

在如何对付工人阶级崛起这一问题上,难道我们从以上两个事件中看不出薄熙来这类统治集团干将和政客所表露出的一副对统治集团利益有着卓越远见,且个人有着宏伟抱负,但对待人民是极其阴险,狡猾,且奸诈,笑里藏刀的狰狞嘴脸吗?我们总不能愚蠢到了以为“好事”都是“清官”做的,坏事都是贪官做的,仅仅把政府满足工人群众的经济要求归功于薄熙来式的人物,却把政府镇压工人斗争的领袖,取缔工人阶级的组织归罪于他人吧?我们有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左派真是有眼无珠呀!真是不如被他们痛斥的工联主义者呀!起码后者懂得工人阶级的组织是工人阶级的生命这一最基本的道理。

以上事例说明工人阶级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提高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四)革命者之间的团结问题
这就是如何对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一旦有了路线分歧怎么办,或如何对待派性的问题。讲团结就必须讲斗争,团结是斗争的目的,团结是斗争的结果。这看起来很矛盾,其实就是对立统一。不斗争的团结不是团结,是和稀泥。意见不一样,不允许辩论,达不到团结的目的。经过斗争,甚至是激烈的路线斗争,意见一致了,这样的团结才有力量。但是如果斗争的方法不对,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和以教育人为目的,而是为了表现和抬高自己,那也达不到团结的目的。

斗争的方法本身就体现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只有为了真理,为了消灭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为了解放全人类而奋斗才能解放自己,所以宗派主义与此格格不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了争当人上人,为了出人头地,为了当老大而争斗,所以宗派主义猖獗。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是有些区别。大资本必须“合资”,而小资产阶级是以“单干”为生,甚至以“单干”为荣,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单干”行为反映到革命队伍中来就是山头主义,就是我行我素,就是各自为政。纵观文革中群众组织之间的派仗,或国际共运中托派群体的宗派主义现象,明显地,他们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而是为了当老大,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了抬高自己,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是为了出人头地,因而谁也不服谁。他们这种人如果在大圈子里面当不了老大,就找一个小圈子当,小圈子里面当不了老大,就找一个微圈子当,反正不找到一个能当老大的圈子不罢休,那怕“单干”也自以为荣。张国焘从赫赫有名的革命者到叛徒,不正是这种人吗?文革中忙于打派仗的各路头头不就是这种人吗?目前众多整天泡在网络上的“论战家”是否会重蹈张国焘、文革头头一类的老路?

那么我们如何对待同志间的分歧呢?答案是,一不能掩盖或回避矛盾,二不能把持有不同观点的同志当成阶级敌人。只要没有明确的背叛行为,只要不是内奸,革命同志之间的分歧,那怕是严重的路线分歧,都是非对抗性矛盾,都是人民内部,而且还是革命者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最终只能是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办法。这是一个原则。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即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只要斗争的双方仍然坚持马列毛主义,我们就不能分裂,但是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

这里我们要区分共同目标下的路线斗争和目标不一致的道路之争。前者是人民内部矛盾,后者有可能是敌我矛盾。路线斗争是原则问题,决不和稀泥,但绝不分裂,如何行动只能依照民主集中制来解决。相反的,民主集中制无济于道路之争。但是解决团结之难处就在于正确地区分目标一致的马列毛主义者之间的路线斗争和目标相悖的真假马列毛主义者之间的道路之争。这后者往往是以路线斗争的假象出现,假马列毛主义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者一定会掩盖他们的真实目标,因此真假马列毛主义之间的道路之争起先往往看似是路线斗争,两类矛盾的区别起先往往并不明确。这只有从实践上看他们依靠谁、团结谁和打击谁来区分,从他们的斗争方法是否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否是光明正大上来鉴别。

在如何对待革命者之间的分歧上,我们同时还必须总结近百年革命先辈的斗争经验。
目前很多的革命者,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很喜欢列宁那种犀利的文风,大家不论有没有水平也都学着像他那样毫不留情地批判他人的观点。但是这里面有个如何团结持有不同观点的同志的问题。虽然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当进行严厉的批评,甚至讽刺、挖苦、嘲笑以至于发泄个人对机会主义者的愤怒都不算过分,但我们不能进行人身攻击,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来看待,不能把他们往敌人那里推。后者属于原则性错误。
说实在的,列宁批判卢森堡的一些讽刺、挖苦、嘲笑的语句让人看了很不舒服。列宁看问题的尖锐性是超人的,但是方法上不如毛主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主席有关路线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比列宁要更为成熟。毛主席从建党到延安整风的20多年里长期地属于少数派,经常地受到打压和排挤,就像孙悟空在炼丹炉里获得火眼金睛一样,毛主席的这一经历确实磨练了他的斗争水平。

相比列宁,斯大林就大大地退步了。他对托派的斗争就很粗暴*。虽然斯大林坚持列宁的建党理论,捍卫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正确的,托派实质上要求取消无产阶级的政党,以形式民主的工会取而代之和疯狂的宗派主义活动是极其错误的,反动的,但是对于像托洛斯基这样的人物,斯大林就没有能够像毛主席对待王明、张国焘那样达到团结所有要革命的绝大多数的同志,没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整风来教育和团结持有托派观点的大量要革命的人物。斯大林往往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把很多犯有托派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但是愿意革命的优秀的革命家当成特务、叛徒和敌人来对待,分裂了革命队伍,给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如果斯大林有毛主席对待党内一系列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从张国焘到邓小平那样的胸怀和水平,说不定最后背叛革命的就只有托洛斯基,托派也很有可能形不成什么势力(当然托派反党、反“官僚”的思想基础是小生产,因此托派在小资产阶级里面很有市场也是必然的)。

【*其实这一结论,列宁早有非凡的预见。他在临终前就说过:“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见列宁1922年12月25日《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所希望的具有“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的人选不就是毛主席那样的人吗?】
中国解放后的党内斗争和解放前的也是大不一样。对高岗、彭德怀那样一棒子打死的结局就明显的有刘少奇在作怪,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那样的一棒子打死的结局也和林彪的野心有关。在这一类问题的处理上,由于走资派的影响力空前的强大,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分极其不明朗,毛主席不可能像解放前那样,把党内的路线斗争完全看成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共同目标的)路线斗争和(走资、走社的)道路之争不甚明朗时不得不做很多的妥协,往往是很被动的。即便是这样,毛主席比斯大林高明得简直不可相比。要是按照斯大林的做法,刘邓一类早就被枪毙了,但是这样做教育不了人民,也阻止不了资本主义的复辟。邓的复出就证明了毛主席的高明。毛主席没有把邓小平当成敌人,而是给予出路。是邓小平自己暴露了自己。虽然文革失败了,但是邓的表演充分地暴露了他们这类人的本质,为后人认清走资派提供了一个最为完美的标本。
所以,我们要向毛主席学习,我们不要把对那些持有错误观点和主张的人物往敌人那里推,即便是这里有坏人,在他们彻底暴露以前,我们也不能把他们像对待敌人那样。敌我一定要分清。张国焘是在叛变以后才被开除党籍的。在这些人彻底背叛以前就把他们当成敌人不利于我们团结持有同类错误观点的革命同志,反而会助长宗派主义和分裂。
(五)工人阶级重新崛起的道路问题
对于中国将来的局势,挺薄的保皇派和自称为马列毛主义的机会主义者正好相反。保皇派是唯恐天下大乱,乱了自己的帝国梦就会泡汤。机会主义者是唯恐天下不乱,乱了自己才有望和资产阶级中的某集团(如薄熙来式的人物)分享中央政权。如果这一目的暂时还达不到,那么“借鉴重庆经验”,在大乱之下,“左派”(也就是他们自己)“在若干地区、若干省份首先取得胜利是完全可能的”。

这些机会主义者不愿做艰苦的、长期的、细致的教育、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他们希望找捷径,因而抓住重庆模式和薄熙来不放。

这些机会主义者不是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去为工人阶级争得活动的空间,而是指望抬举他们内部像薄熙来那样的某些精英来改变工人阶级的处境,一再希望当权集团的党中央左转。这些人堕落到了何等地步!他们不是揭露统治阶级,而是在投机,在帮他们的忙。

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不是没有掌握过国家政权。这些机会主义者完全不顾这一历史事实,不谈工人阶级如何重新组织起来,不是用革命性的标准去引导人民如何识别和提防像薄熙来式的资产阶级政客,只关心少数精英(像他们一样的所谓“左派”)如何上台,生怕工人阶级提高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就不再会把薄熙来式的人物(和他们这类人)当成“中国一切进步力量的领袖”,因此他们极力混淆薄熙来事件的阶级本质,力争成为这些政客的游说者和吹鼓手。用心何其毒也!这些快速堕落的机会主义者如不悬崖勒马,他们很快地就会变成中国特色资本忽悠老百姓的帮凶!

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的政治纲领不是投机的纲领,不是没事找事,不是唯恐天下不乱。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它自身的矛盾造成的,不是任何人蓄意捏造和制造的。马列毛主义者对于大乱的看法从来在于大乱的起因,在于乱了谁。树欲静而风不止,无产阶级并不想乱,但是不怕乱。如果是像一战、二战帝国争霸那样的大乱,无产阶级是坚决反对。如果是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面对工人阶级的维权运动,统治阶级胆敢采取镇压的手段所造成的“乱”,责任在于统治阶级而不在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权利被侵犯,被剥夺,他们当然要奋起反抗。
(六)工人阶级重新崛起中的策略问题
地球上原先没有路,早先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历史上,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的权力,往往都是通过“非法”斗争获得的。例如,罢工权只有通过非法罢工才能获得,结社权只有通过非法结社才能获得,迁居权只有通过非法迁居才能获得,言论权只有通过非法言论才能获得,出版权只有通过非法出版才能获得。起先争取这些权力的人数微小,但是只要人民有争取这些权力的愿望,为争取这些权力而奋斗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最后是法不责众,不合法的就有可能成为合法的。而合法的斗争一般来讲只可能捍卫已有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合法的要与非法的相结合才能维护已有的权力,争取更多的权力。

正由于当政者有宪政派和特色派,我们的对策也要灵活。我们要利用执政党的红色马甲大搞马列毛主义的学习,在工人群众利用红色马甲维权的过程中去揭露红色马甲的虚伪,就像我们对付宪政派一样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去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但是我们不能像左转派那样奢望官方实施自己的口号,不能奢望我们有任何能力去“迫使执政党为工人服务”。同时也不能像一些被邓小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给搞糊涂了的人那样荒谬的认为“今天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民主成了新殖民主义的工具了,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和值得肯定的地方”。

工人争取民主权力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崛起的一部分。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恰恰是在争夺这些民主权力的过程中提高的。工人争取民主权力的斗争起先主要的表现在自我组织工会权,争取自我结社权、言论权的斗争上。正是这些实质上的权力是资产阶级最怕工人获得的,因此,这些权力只有在工人群众认同私有制的条件下才有望获得(也是西方工人的绝大多数认同私有制,因而看似有此权力的原因)。工人群众越是不认同私有制,这些权利就越不容易获得,工人群众就越容易识破资产阶级“民主”的假面具。

目前虽然保皇派和机会主义者挺薄有自己的目的,但是挺薄运动还是有它的进步意义,有可被工人阶级利用的空间。它给予我们利用矛盾的机会,有利于我们揭露统治阶级政权的内幕,有利于把矛头对准当局。事实上,薄熙来事件确实教育了很多群众,让他们罕见地看到了所谓“清官”的伪君子真相,看到了这些人是如何轻易地假公济私,是如何容易地进行权钱交易,又如何较为轻易地掩盖自己的幕后操作。

问题是这两年绝大多数的“左派舆论”都是在研讨如何挺薄而不是如何利用矛盾。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应当讨论的是工人阶级如何利用薄熙来事件壮大自己的阶级队伍,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
(七)左派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
我们左派知识分子的一切努力都应当从如何推动工人阶级的崛起着手。为此,我们的眼光必须放在下面,放在工人阶级身上,放在如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上,而不是把眼光放在上面,像那些机会主义者和政治投机家那样把希望放在精英群体里。

我们有些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热情很高,立志通读马列毛,但是即便是他通读了这些经典,如果没有立场的转变,他也不过是一个马列毛主义的学者,而非一个马列毛主义者。立场的转变不是单靠学习能够莸得的。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要到工人阶级中去,要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以便把自己的感情和立场、出发点放到工人阶级一边,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一些读过几本经典著作的网络上的马列毛主义学者类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愿意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不愿意和工人阶级融为一体,整天泡在网上,忙碌于网络上看谁辩得过谁,而不看这些争辩是否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性,因而他们最多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工人运动催化剂的作用,这些人是无产阶级的落后分子。

我们左派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列毛主义,就是在工人阶级崛起的过程中,把马列毛主义变成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工人阶级自己会通过自己的斗争磨练出自己的领袖人物。那些奢望获得工人运动领导权的“网络革命家”会被历史所抛弃。我们只能是争夺马列毛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思想地位,而不是自己的领导权。

工人阶级在其崛起的过程中会造就千千万万个毛泽东式的人物。他是立场、思想和能力的优秀结合者,也就是无产阶级立场、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个人才能三者合一的优秀代表。有才能的人有的是,比如蒋介石、林彪。有马列理论水平的人也不少,如刘少奇、陈伯达、吴敬琏。据说后者能把资本论背下来。这些人懂得马列主义的逻辑,但并不认同马列主义。有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如早期党内的很多党员和干部。但是把三者结合在一起的人很少,太少了。工人阶级的崛起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在有了千千万万个毛泽东式的革命者,在毛泽东这样三结合式的人物变成很普遍,不再是伟人后,才有可能得到最后的巩固。
(八)当前马列毛主义者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批判狭隘民族主义
综合以上的分析,马列毛主义者今后在思想、理论上的几项重要任务是揭露和批判狭隘民族主义,揭露和批判“左转论”,揭露和批判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当前这几个中,对群众影响最大的可能要算是狭隘民族主义。

因此,揭露狭隘民族主义的欺骗性是马列毛主义者在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左派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几个特征:
1.他们表面上同情弱势群体,但是宣扬的是精英思想,要人民把希望寄托在明君和救世主上,试图消弱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
2.他们说是捍卫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但仅仅视毛泽东为反帝的民族英雄,否定毛泽东思想中强烈的反封建内涵和毛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继承关系。
3.他们不加分析地捍卫中国传统文化,说是提倡“文化复兴”,却在用反动、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去反对资本主义文化,用中庸之道去反对辩证法,用封建安分守己的等级观念去反对资本主义的个人奋斗,用儒家思想去反对唯利是图。
4.他们同时又不加分析地反对西方文化,以掩盖其反对马列毛主义的反动实质。这些所谓的“毛派共产党人”的行为使人想起《共产党宣言》中对反动的封建社会主义的批判:“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这里我们只要把“贵族”换成“精英”,就像是描述今天的这些看似进步,实为反动的“文化复兴”思潮。

5.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反执政党,不反当权者,即维护私有制的国有资本集团,因而他们提出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反汉奸”口号。这些铁杆保皇派们之所以把反对腐败作为当前斗争的口号和纲领,其真实目的是为了保住国有资本集团的统治,以便实现自己的帝国梦。

为此,我们要对民族主义做一分为二的分析,要区分民族主义中反帝的激情和争霸的狂妄,宣传前者反对后者,宣传为反霸而反帝,不是为争霸而反帝的思想。

结论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资本主义又不断地培养着自己的掘墓人,因此帝国主义的灭亡和工人阶级的解放,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中国工人阶级重新崛起的大环境,因而它将是一个不可遏制的历史大潮流。
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崛起,是在资本列强争霸世界的前夜进行的,同时也是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国度里进行的。它所面对的资本势力是以执政党领导的国有资本集团为首的资本势力。这一国有资本集团既是带领中国资本主义崛起和走向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又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看不清,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国有资本集团的这一本性是当前左派思想混乱的集中表现。

工人阶级重新的崛起确实是任重而道远,但是它的意义深长。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其历史上又有过多次的重大起伏,尤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磨练和资本主义复辟后三十多年的摧残,在他的身上聚集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因此他一定能够学会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本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被资本所利用;一定能够更好地学会与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对付全球化的资本势力,而不是被当做争霸的炮灰;一定能够更好地学会识别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诡辩,而不是被他们所忽悠;一定能够更好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通过斗争达到阶级内部的大团结,而不是被资本势力分化瓦解。因此他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正像俄国的工人阶级曾经是世界人民反帝反霸的先锋队,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一定会成为世界人民反帝反霸的先锋队。他的重新崛起将必不可免地砸烂资本主义的旧世界,与全世界人民一起共同开辟一个没有阶级压迫、没有剥削的灿烂的新世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013年5月初稿

2013年12月二稿

在此感谢诸位对初稿的批评和建议,并愿以此个人思想火花和网络人士观点抄袭拼凑在一起的、理论造诣不高的和逻辑思维不甚清晰的拙作来纪念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

2014年3月三稿

佳士工友抗争文章合集:http://sdxf03.pw/archives/1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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